事件在声明发表前夕，律政司表明，放弃检控参与四．二○游行的学生，但对六．二六事件则仍未作最后决定。在民意压力及舆论哗然的情况下，政府显然进退失据。这边厢想拿学生开刀，杀一儆百，力求“稳定压倒一切”；但那边厢又怕被指政治迫害，侵害人权，损害香港国际形象。笔者在八十年代初念中大，当时曾参与学生会的工作。记得当时正值中英两国为收回香港主权争吵不休，戴卓尔夫人往北京谈判，仍说“港人治港”不可行，我们一班同学便到机场示威认为“港人治港可行”。

伤了知识分子感情

当时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的行动可算是对英国的大不敬，我们反殖民主义亦没有受到任何拘控。我想不出有甚么理由在“回归祖国、港人治港”之下，特区政府容不下少数青年学生异议的声音。笔者是上述声明联署人之一。联署非常成功，能在数日内动员三百多人参与，而且最可贵的是包括了不同年代学运的参与者，老中青代子均积极响应。联署者中更有不少是商界及专业人士，这些朋友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很少高调地对公众发表政治意见，但今次亦义无反顾参与联署，可见港府今次选择性拘控学生的行动，已激起了很多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套用国内的术语，今次政府的行动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是一个可悲的年代，一个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一个可悲的年代。一个迫人做英雄的年代是一个更可悲的年代。我们常说现今的大学生偏重物质主义，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大学生作为社会良知的责任。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也是一个可悲的年代。

学生关心他人利益

但我们看到在居港权事件中，在民调事件中，香港部分学生不是只重自己的利益，反而关心少数新来港人士的权益，反而可以在大学中维护正义，维护学术自由站在先锋的位置上，正直不阿，令我们这些为保饭碗而终日忙碌的老师汗颜。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可悲的年代。其实干过学运的人都知道，在搞学运时谁想被捕？谁会愿意父母为自己担心？谁不想能有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安心读好书。只因对家事国事的关切，只因社会大众的盲目，只因政府的不仁，才被迫走上抗争的第一线。现时学生被拘控，进一步用最直接的公民抗命作抗争，被迫充当英雄，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年代。
--摘自苹果日报(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