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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逝世50年：极权毒素遗祸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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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丽君编译报导）毛泽东逝世50年，他的统治时代虽已远去，但其建立的极权体制与政治毒素并未随之消失。美国政治评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9月9日刊登六四天安门事件幸存者、前中国政治犯杨建利（Jianli Yang）的专文，剖析毛泽东如何以个人崇拜、政治清洗、思想控制与群众斗争重塑中国政治文化，以及这套极权统治逻辑如何在毛死后延续，并在习近平治下进一步强化。
血腥遗产：毛式极权葬送数千万生命
报导指出，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从中共1921年成立到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毛投身革命近28年；此后直至去世，又统治中国近27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诗句。他最终未能活到百岁，但由他建立并推向极致的极权统治模式，却在他死后半世纪仍未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笔血腥遗产，是以革命与阶级斗争之名制造的大规模死亡与苦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大跃进及其酿成的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将整个社会卷入清洗、斗争与恐惧。其中，仅大跃进及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学界估算便达数千万人；其他政治运动同样造成大量死亡、监禁、酷刑、迫害与家庭离散。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则在饥饿、政治恐惧、财产剥夺、人格羞辱与相互揭发中度过漫长岁月。
然而，死亡并非毛泽东留下的全部遗产。更深层、也更难清除的伤害，是他将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政治暴力、思想控制和对最高权力的绝对服从，塑造成一整套统治逻辑。毛泽东死了，但孕育毛式政治的制度土壤并未被彻底清除；半个世纪后，这片土壤仍在影响中国政治的走向。
斗争哲学：将残忍包装成革命美德
杨建利在文中指出，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不只是一套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残酷的政治生存法则——人生就是斗争。在这套逻辑下，政治对手不再只是意见不同的人，而是必须被打倒甚至消灭的“敌人”；规则可以因权力需要而改写，残忍被塑造成力量，慈悲反被视为软弱；政治忠诚凌驾专业与良知，而谎言只要由权力不断重复，也能被强行塑造成“真理”。
这套毛式政治最危险之处，在于“敌人”从来没有固定界线，定义权始终掌握在最高权力手中。今天的革命同志，明天可以成为“反党分子”；昨天还被称为“人民”的人，转眼就可能沦为“阶级敌人”。知识分子、干部、农民乃至毛昔日的政治盟友，都可能随著政治风向改变而成为下一轮整肃对象。当最高权力凌驾于法律与制度之上，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便不再由事实与是非决定，而由掌权者说了算。
更具欺骗性的，是暴力往往披著崇高政治口号的外衣。剥夺财产可以宣称是“阶级革命”，打压异议可以包装成“人民的意志”，摧毁既有秩序则被宣称是建立“新世界”的必要代价。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套斗争哲学被推向极端。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大批青年被卷入红卫兵运动；学生批斗师长、亲友相互揭发，抄家、羞辱、殴打乃至杀戮，都曾在“革命”旗号下发生。政治暴力于是不再只是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镇压，而被扩散成一场席卷社会的群众性迫害。
这也是毛式极权最深层的破坏：它不只要人服从权力，更企图让权力垄断善恶的定义。当告密被称为忠诚、羞辱被视为革命、残忍被赞扬为坚定，而拒绝迫害他人反可能招致政治怀疑，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是非界线便遭到颠倒。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最终没有终结毛泽东的最高权威；相反，在个人崇拜、政治恐惧与群众斗争相互作用下，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向极端。杨建利认为，这种将斗争置于规则之上、将忠诚置于良知之上、将权力置于真相之上的政治文化，才是毛泽东死后仍未消散的深层遗毒。
道德沦丧：从革命不择手段到利益不择手段
文革落幕、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告别了毛时代无休止的群众政治运动，却没有真正告别毛式政治留下的毒素。杨建利指出，在毛时代，“革命”被置于道德与规则之上，只要宣称目标正确，欺骗、背叛、迫害乃至暴力都可以找到政治上的正当理由。当革命狂热退潮，金钱、权力与仕途成为新的竞逐目标后，这套“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的生存逻辑并未随之死亡，而是可能从“为革命不择手段”，变形成“为利益与晋升不择手段”。
真正被毛式政治摧毁的，不只是某一套传统价值，而是人们对规则本身的信任。当一个体制长期示范真相可以服从政治需要、原则可以随权力改写、忠诚可以凌驾良知，而说谎、告密与背叛只要服务于“正确”目标便可能得到奖励，留下的必然不只是政治创伤，更是深刻的犬儒主义。杨建利认为，这种政治文化进一步侵蚀社会信任：诚实可能被视为不谙世故，坚守原则可能被嘲为天真，同情被当成软弱，而懂得钻营、逢迎甚至不择手段，反而可能成为某些权力与利益竞逐中的生存本领。革命的旗帜换了，手段至上的逻辑却没有因此消失。
更关键的是，中共在毛死后选择修正政策，却没有彻底清算制造灾难的权力体制。邓小平时代逐步放弃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经济发展取代持续革命；然而，对毛泽东的历史清算始终被设定了不可跨越的政治红线。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承认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并造成严重灾难；但同一份决议仍维持毛的政治地位，强调其“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因此形成一套极具矛盾的官方叙事：可以承认浩劫，却不能彻底否定制造浩劫的领袖；可以批判错误，却不能让追责深入到孕育错误的权力结构。
这种被刻意划定界线的“清算”，留下了一个至今未解的政治悖论：文化大革命可以被定性为灾难，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却仍被供奉在中共政治象征的核心。半个世纪后，巨幅毛像依然悬挂天安门城楼，毛的遗体仍安放在北京政治心脏地带的纪念堂内。这不只是历史符号的保存，更凸显中共对毛泽东历史定位的根本矛盾：若彻底追究毛式极权何以酿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就无法回避其背后的制度问题——最高权力缺乏有效制衡、政治忠诚凌驾法律，以及执政党对政治权力与历史解释权的垄断。改革开放改变了毛时代的许多政策与统治方式，却从未以终结中共一党政治垄断为目标；相反，维持中共对最高政治权力的控制，始终是不可逾越的制度底线。因此，毛式政治赖以滋生的部分权力条件并未成为单纯的历史遗迹，而是以不同形式延续于中共的政治体制之中。
毛泽东因此从未真正被埋葬在历史之中。被否定的是部分政策与灾难性后果，被保留下来的，却是孕育毛式政治的权力土壤。当这片土壤没有被彻底翻除，毛主义便不必原封不动地复活；只要政治条件成熟，它所熟悉的个人崇拜、思想控制、忠诚政治与权力集中，就可能换上新的时代语言重新出现。
历史讽刺：习近平重拾毛式强权
历史最尖锐的讽刺，莫过于毛式政治曾经吞噬习近平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阻止他在掌权后重新强化其中若干核心统治逻辑。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62年遭到整肃，文革期间更受到严重迫害；年少的习近平本人也遭受政治冲击，1969年被下放陕西梁家河，在农村度过多年。然而，亲历毛时代政治风暴并未使习近平在掌权后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切割。相反，自2012年上台以来，他不断强化最高权力集中、意识形态控制、政治忠诚与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使中国政治重新呈现若干鲜明的毛时代特征。
杨建利指出，习近平承袭的并非毛时代所有政策，而是毛式权力政治中最具延续性的部分：不断划分敌我、强调“斗争”、要求政治忠诚，并将党的领导置于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之上。习近平更将“斗争”重新提升为中共政治语言中的关键词，反复要求全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这套政治逻辑下，“斗争”不再只是毛时代博物馆里的历史口号，而重新成为整肃党内、压制异议、收紧意识形态控制以及应对外部竞争的重要政治语言。
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今日中国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市场经济没有被全面废除，群众性阶级斗争没有原样重演，习近平统治中国的工具与毛时代也已有巨大差异。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历史是否原样重演，而是支配权力运作的某些核心逻辑是否延续。杨建利认为，在毛与习的政治实践之间，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权力脉络：政策可以转弯，口号可以更换，意识形态可以因时调整，但中共对最高政治权力的垄断不能受到挑战。市场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可以重新诠释，民族主义可以被动员；真正不可让步的，是党对权力的控制。
这也使习近平的个人经历呈现出格外沉重的历史反差：一个家庭曾经承受最高权力失去制衡所造成的政治迫害，数十年后，这个家庭走出的最高领导人却没有以制度制衡防止悲剧重演，而是进一步强化权力集中与政治忠诚。受害者的记忆没有转化为限制权力的制度，反而与强人政治重新交会。这不只是个人命运的讽刺，更凸显中共从毛时代延续至今的一个根本问题：最高权力如何受到真正而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最持久的政治遗产，因此未必是早已破产的计划经济与“继续革命”，而是让权力凌驾规则、忠诚凌驾是非、斗争凌驾人性的统治逻辑。毛时代曾以革命之名将这套逻辑推向灾难性的极端；到了习近平时代，其中若干核心特征又在新的政治、经济与科技条件下被重新强化。习近平没有让毛式政治成为封存在历史中的遗物，而是让人再次看见：只要不受制衡的权力结构依然存在，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阴影就不会随毛泽东本人一起埋葬。
全球警示：文明与极权野蛮只有一线之隔
文章最后将毛泽东留下的警示推向中国之外。半个世纪后的中国拥有摩天大楼、高速铁路、人工智慧与太空科技，物质与科技面貌早已不是1976年的中国；然而，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当“斗争”、敌我划分、绝对忠诚与强人崇拜重新进入政治核心，再先进的科技与经济成就，也不能自动阻止权力倒退。
杨建利警告，毛式政治真正危险之处，也不只属于中国。当一种政治文化开始奖励欺骗、阵营忠诚与对强权的崇拜，政治对手就容易从可以竞争、辩论的人，逐渐被塑造成必须击败甚至清除的“敌人”；事实不再依证据判断，而依阵营决定真假；法律也可能从约束权力的规则，退化为权力打击对手的工具。当这些界线逐一崩解，文明社会赖以维系的信任、宽容与法治也会随之受到侵蚀。
这正是毛泽东逝世50年后留给世界最沉重的警告：极权并不总是以革命、暴力与独裁者的面貌突然降临，它也可能从对谎言的默许、对异议的不容、对政治强人的迷恋，以及“只要我方胜利，任何手段都可以接受”的心态中逐步滋长。当政治忠诚凌驾真相，胜负凌驾规则，权力凌驾人的尊严，文明与野蛮之间原本看似牢固的界线，就可能一步步被侵蚀。
毛泽东已逝世半个世纪，但真正需要埋葬的，从来不只是一个独裁者的肉身，而是让独裁得以滋生的政治文化——对强权的崇拜、对谎言的服从、对敌人的制造，以及为达目的可以牺牲一切的斗争哲学。只要权力仍能凌驾真相与规则，只要人们仍愿意以“正确”的目的为不择手段辩护，毛泽东留下的警告就不会过时。极权最危险的遗产，不只是它曾经制造多少死亡，而是它能让一个社会逐渐习惯谎言、接受仇恨，最后把对强权的服从误认为秩序，把对异议的压制误认为正义。
（人民报首发）△ |
|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6/9/14/9654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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