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诸多评论中，大多数却是流露出对这位女教师的同情之意。更有人直言社会现状便是“笑贫不笑娼”，只不过这位女教师把别人偷偷做的，明目张胆的说出来罢了。

这里姑且不去推测此事件主角是何用意，无论是真如个别人所言是自我炒作也好，还是因为生活窘迫而发的愤慨之言也好。即使是通过各方人士对此事件的评论，亦足令我们停下忙碌的身心来想一想，是否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真的走到了“师不如妓、贫不如娼”的地步？

在网络上查了一查，其实早在1932年，民国政府曾规定6月6日为教师节，“新中国”的“教师节”最初是和“劳动节”在一起的，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教师成了“臭老九”，自然是没资格过节的。1981年部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恢复“教师节”，却一直反复提议、反复探讨到1985年才通过。“红朝”史上，尊师重道的过程，实过坎坷。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人民教师”还是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崇高评价”的。然而不幸的是，到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人民教师”的名声却是一落千丈，社会上更是流传“新时代几大公害：公检法国地税，医院教师黑社会”这样的说词。

如若真的坐下来探讨一下，为何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尊师重道”的传统现如今沦落如此，猜想绝大多数人会把罪过推到“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社会知识贬值”上去。然而远看欧美、近看日韩，不少亲身游历者却在反复宣说人家是如何的尊重“有学识的人”。而其中，至少令笔者觉得相当有说服力的一句便是，“因为人家搞的是‘知识经济’，而我们搞的是‘劳动力经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知识贬值’”。——听过之后，不禁唏嘘。

其实回头看一看“红朝”的历史，在“党指挥一切”的政策之下，就算是院校科研机构，一切“专家学者”亦要屈从于“党政一把手”的指挥之下，直至现如今连“党仆”自己都意识到的“官本位”（以官职大小决定社会地位）现状下，“尊师重道”恐怕只能成为炎黄祖先能够遗留下来、我辈却难得继承的“遗产”了。

如此回头再看“师不如妓、贫不如娼”的现象，笔者妄下推断，一则是因“红朝”治下“权力高于真理”，是故教授真理的“师道”便失却了本应有的社会地位；二则是“红朝”自上而下，妄顾民族前途，仅将国民当作“创造GDP财富的机器”，国家导向于此，又如何怪市井之民逐利而往。

是故，观众家评判“宁为妓不为师”之时，仅谓及教师如何辛苦、收入如何低下，该如何提高教师收入、社会地位等等，实觉误矣。各行行业的收入再高，亦高不过那“党的政策之下先富的一部份公仆、党仆”；各行各业的地位再高，亦高不过那“代表党在指挥、管控着一切的公仆、党仆”。大家心知肚明的这个恶性循环不打破，一切尽是空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