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灏年先生 【人民报消息】2010年10月31日，旅居海外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表了题为“谁说辛亥革命失败”的专题演讲。像以往一样在演讲之后，辛灏年先生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他首次在公众敞开心扉，畅谈自己从右派之子到独立学者的心路历程。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辛灏年伦敦答观众提问的精彩片段。 问：我的立场和您是相近的，我想问什么叫做“护国护法”？还有我想知道那个你怎么知道党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以及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给共产党，而没败给军阀？我最后想问，你是怎样跳出党文化的思维，成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学者的？谢谢！ 辛灏年：首先要谢谢你！你提的问题都是要害，有的我刚才讲过了，有的还没说。第二个，我谢谢你对我的夸奖。我也向你汇报我怎么变成现在这么一个反共学者的文化人的。 我想“护国护法”，我刚才说了它不是一个“泛指”的概念，他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也就是说辛亥之后，辛亥革命所创建了大中华民国，维护这个大中华民国的民主国统，维护这个大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就是“护国护法”。什么时候“护国护法”胜利了，辛亥革命就没有失败；什么时候“护国护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就自然失败了。刚才我已经讲了，就不多重复了。 独立学者的心路历程 辛灏年：其实我在40岁以前，也是备受共产党党文化侵害的。因为我们都读的是中国大陆四九年以后编的教科书，我们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长大的，你不可能没有党文化。那我怎么辨的呢？每个人有个人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时代条件。 在 1976年“五人帮”倒台以后（我给它加个毛泽东，“四人帮”不准确），这个时候共产党发现国穷民穷，他需要缓解，他需要救自己，他需要“保党”，保他的这个所谓的“马列中国”。所以他开始提出“思想解放”，开始要搞“改革开放”，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我这1966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就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前二十八年，要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我们现代的这些作家，大都是在那两年里面“冲”出来的。虽然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没几年就结束了。 但这几年“宽松”的环境对我个人起了作用。一，它让我痛定思痛地回顾自己的三十来年的生涯。1957年我的父亲被打为右派，我就成了右派的崽子。我的同学在我背后的衣服上写上“小右派”。我去劳改农场去看我的父亲，我的班主任说，你又去看你反革命的老子了，公开地修辱我。这些东西在一个少年孩子的心里面是很难抹去的。但这并没有培养我的仇恨。13岁的一个晚上，我饿着肚子写诗《党啊！我的母亲》。这首诗是我这一生中的第一篇创作。这就说明尽管我是个右派份子的儿子，但我还是爱党的，我喊他是母亲。 可是这是那几年“宽松”的时代，让我回顾了13岁以后的这些生活，特别是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当中因为成份不好，不参加任何造反组织。我这一辈子没有造过反，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我没有入过共青团，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八七年我最后一次拒绝入党。到今天为止，我唯一的历史问题，就是曾是中共少先队员。就是因为那几年对过去的反思，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太不像个正常的社会，这个党太不像个党，这个政治实在是无边的黑暗。回想自己青春时代的热血沸腾的时候，完全被压抑着。因此得到了两个绰号。我的第一个绰号叫“高老头”，就是成天不讲话；一个绰号叫 “高小姐”就是成天不下楼。那就说明我不敢说话，也没人知道我还有点口才，还能“说话”，没人知道我会说话。我在安徽省文联当了十年作家，没有知道我可以 “讲话”。因为我不开会，我也不发言。 那么这几年的“宽松”，给我时间反思了过去，也想到自己的未来。并且身在中共专制文坛上，走着红地毯，享受着共产党所给予我的作家的待遇，心理的感觉跟很多人都不一样，我感到愈来愈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我毕竟在文学和文学史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我知道作家不是这样当的，作家不是一天到晚坐飞机，走红地毯，到处有市长、县长、省长请客吃饭的。作家写的是人民生活，表现的是社会。他应该是在生活里面去跌打滚爬。如果这样把作家这样当下去的话，我想我会毁掉的。在1983、84年之前我的这个思想就开始有了，这是一。 第二，我这个人的“反动” 思想，其实跟我父亲被打右派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真正有“反动”思想是我当作家以后。我们大陆老百姓的一句话，叫“混好了”以后。我开始住宾馆、坐飞机、参加笔会、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我越往上走，我看到的官场越大、越高，我就越“反动”。因为我看到的腐败和黑暗就越多。我调动工作住在合肥的江淮旅社，合肥两大高级宾馆之一。我看到这不是什么饭店，什么宾馆，这是高级干部和他们子弟的交易所。我住在这个宾馆里时，曾经跪在地毯上说，我要不是为了写一部小说，我绝不在这里住下去，后来我真地离开了。在我分到房子之前，我自己到乡下四季青公社招待所，找了一个几块钱的房子住下。我没办法跟中共的上流阶级合流。这是我当作家给我的一个，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觉醒。 但是人的变化，思想变化，性格的发展，除了自我觉醒以外，它还有一个客观环境影响。一个是当作家的开始几年的生涯，让我回顾过去，有所反思。第二个是当作家的生涯，让我接触了过去没有生活过得和看见过的那种所谓“豪华生活”。所以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大宾馆之夜》，1986年写了一部小说叫《都市的女儿》。大概在中国文坛上，我是第一个用小说来揭露贫富对立的一个作家吧。87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海《小说界》发表。这个时候我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13岁和同学们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说长大了炸油条，长大了做面包，因为那时候饿肚子嘛。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35岁不能成为作家，我投长江自杀。结果这些话一直被记录在我的档案里。一直到我快40岁的时候，安徽省文联整理档案，档案员告诉我：高老师你13岁就想当作家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我们正在清理档案。在我当作家以后遇到的这些事情，对我都是一个对我过去生活反思的推动，对现在生活中所享受的这个作家的生活的反思。 一天，我偶然地在新华书店里发现了两本书，一本书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美国教授Schifferin先生（中文名字叫做史扶邻）写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他书里也写出了孙中山说的了一句：“光是经济改革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有走政治上彻底变革的道路中国才有救”。也就是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这些经济改良那种文明的措施，是不能救中国的，只有革命推翻满清朝廷，我们才能救中国。我觉得这句话很对啊，我就受到了启发。 我这个时候又看到了另外一本书，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写的《法国革命史》。他是在法国革命15年之后写的书，这本书很好。他主要揭露了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专制君主，企图用改良即政治改革的办法，来挽救他的王朝的专制政治，和一个专制君王用磨刀来砍杀人民的革命，他们的归途都是一样的，绞刑架都在等着他们。如果把这个话简洁起来说是：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若发生，改革自然终止；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这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维特伯爵说的话。 这两本书给了我这样的思想，我从理性上认识到，现在不就是连康梁的“变法”还不如嘛。康梁还讲政治变化。80年代初所讲的是经济改革，所谓“振兴中华”，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啊，一样的啊。只是一种科技上的学习，经济上的学习。我的这些思想就表现在我的小说创作里面。在我的小说里，就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了这些话。这是我第二次思想的变迁，一个巧遇。 第三个，我那个今年已经81岁的大哥。他不是有心，他是无心的。他是南开大学很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小弟，你还是去写历史小说吧。我看了你的小说为你怕啊，你迟早要倒楣的。你的学术和学识基础我认为够了，就去写历史吧。”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向大家承认一个事实，我不是为了要去反共去写小说去研究历史的。我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给我的困惑，为逃避现实而走进历史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走进历史之后，看了许多历史书以后，特别是看了辛亥前后和中国共产党编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以后，我脑袋就炸开了。我从一个问题开始，追溯了一百二十多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编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的第320页有一段话：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向南方突围。到了第二页，就是322 页，它又说：中央红军宣布反围剿胜利，北上长征抗日。我就觉得怪了，同一天同一个时候的两个宣言，一个是打败了南逃，而另一个说是北上抗日，这日本是在东北而不在南边，也不在西北。这个问题触发了我，从此一发不可收地陷了进去。这一陷的结果使我对辛亥之后的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就回到大学去听历史课，越听越不是味道，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去解“扣子”。 1987年的一个早晨，我当时在武汉大学，一夜没有睡好觉，我忽然觉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这两个字。我起来以后，我的作家朋友，现在的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敲了我的门说，唉你怎么还不起来啊？我说，你我一夜没睡，想了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我说共产党就是“复辟”，“专制复辟”。我在思想中产生了“革命与复辟”的关系。 这就是两个偶然的原因让我开始正视现实和历史；开始正视自己的作家相当享受的生活；开始正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他的政治，他的革命究竟是怎么来的，属于什么性质。 1989 年，我是“六四”以后带头上街游行的，我当时身上有13个统战对象的帽子。芜湖市我的同学、朋友都担心我被抓了，有传说我的腿被打断了。三十晚上，他们就请我到芜湖市过年，我在我老同学的家里面，第一次向我的朋友们、中学同学说了我的“革命与复辟”理论。他们都静静地听着，然后给了一句话给我让我心里酸酸的话，“尔品啊，说不定你将来理论上的成就比创作上还要大”。你说一个作家创作的成就将来没有理论大，我当时的理论还没搞呐，我心里很难过。但是他们也鼓励了我。但是真正鼓励我的，那是89“六四”年轻的可爱的孩子们，是他们把我的胆量变大了。我那个时候不过是沉浸在对历史的追溯里面和对思想的研究里面，可是89“六四”的鲜血让我醒过来了。让我想到1980年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我跟其他几个作家说的话，我说：十年之内不是共产党拿血洗人民，人民就会拿血洗这个党。 我醒过来了，我真地醒过来了。如果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一种不是真正理性的觉醒，而是一种感受上的东西的话，那么到了89年“六四”以后，这场运动从我的背后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我才决心写一部“中国现代史辩”，它就是后来‘谁是新中国’。这就是后来我成为一个文化人，学者文化人，反共学者文化人的来由。这就是我今天能够独立于共产党的党思想、党文化，说白了就是马列文化的原因。 什么是党文化 党文化就是马列文化。今天在我们中国思想界、历史学界和文化界，包括我们许多普通的人、年轻学生都有一个误区，大家都以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论它是毛时代的铁血专制，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时代，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的再现；都是中国君主帝制、君主政治在中国的表现。错了。我们今天的中国跟我们传统的中国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主要的关系不是它，我们完全是从马列那里过来的。统治我们的是马列的思想，我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包括文学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都是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那一套。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中国政治制度，到今天为止改革开放所没有改的所有政治、经济的，文化的体制，包括报社里面、工厂里面和任何一个商店里面，都有党小组、党支部，都有党员，这全世界只有马列国家才有。 中国的古代君主，第一，有允许私有制。第二，不会在民间企业里面安排一个党组书记。对不对？没有吧！那个皇帝干过这个事啊？没有嘛！思想是自由的、信仰是自由的、宗教是自由的，我们中国从来是自由的。
可是四九年以后，就是容许你去信喇嘛教，还要逼着喇嘛去学马列主义，马列教在喇嘛教的上面。是这样吧。佛教学会的主席，死了身上是盖党旗的，是事实吧。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根本就不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恰恰是马列王朝，一个在西方的东方，被西方人所不要的、所抛弃的马列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翻版。是前苏联，被前苏联化了的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统治在中国的翻版。所以他的根子里，他的思想，他的源泉，他的行为，他的文化都是马列的。所以共产党的党文化就是马列文化。 我不否认，在这种统治和政治文化里面存在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影响，存在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面那一部份不好的文化的影响，帝王文化的影响，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它是次要的。大家都知道过去我讲过很多次了，我们中国人死了，就是不向孔夫子报到，也要向孙中山报到对不对？共产党死了是向马克思报到，大家都知道了，我讲过很多次了。 60年天安门广场上那四个像都是马、恩、列、思。到现在中间不说，一再发的文件，一定要把想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给勾着反共思想，推倒！中国还是马列的国家。我们有一些人士说共产党早就不要马列啊，是的！共产党在钱问题上是不要马列的，在政治问题上、在其他问题上，马列一点也没有放松、一天也有没放松。这就是我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从马列文化到党文化。其实党文化就是马列文化的一部份，是马列文化在中国的正宗传承。我不知道回答你了没有，谢谢。 如何评价蒋介石 问：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在逝世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的同志蒋介石在1928年北伐胜利，统一中国，革命可谓初步成功了。您刚才提到好几句蒋介石的事情基本都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宪政的体制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却仍然是一个专制的独裁的政府，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直到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蒋经国先生才开放了“党禁”。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呢？ 辛灏年：谢谢。我听你的问题，我知道你真的非常优秀，问题问得很要害、很重要，我想我试着回答吧，回答得不对，你来批评我。 蒋介石的问题我过去已经讲过很多了，我在‘谁是新中国’里面也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我现在简单地这样回答你。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历程说。就是说他在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北洋军阀混战的这个历史经历之后，他更加强调了军政、训政和宪政。 “军政”就是推翻那一些企图用武力来消灭共和国的反动军人。简单地回答就是这么一句话。因为当“复辟有军革命无兵”的时候，你是战胜不了复辟的。所以孙中山提出“军政”是正确的，是指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训政”是最能遭到大家误解的。“训政”在中国古代的意思里，就是小皇帝坐在前面，甚至抱在怀抱里，让母后或者是叔叔、王爷帮助他去上朝，处理国家大事。这是最粗浅地解释。“训政”就是训练他使用他的皇帝的政治权利。孙中山把这个“训政”活化了。‘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里面编剧们把它解释得也很清楚。什么叫 “训政”？“训政”的两个内容，一个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击退形形色色专制势力企图复辟专制的军事、政治和文化行为。第二，“训政”的更重要的内容就是，革命党一旦得到了政权，建立了民主制度以后，马上就要在县以下开始选举。每个县的县长都必须由这个县的人民去选举，县的县长选出来，进行全省的选举，省长被人民选出来，再进行全国大选，选总统、选议长。这孙中山所赋予“训政”的两个最重要内容。 “宪政”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不论君主宪政也罢，民主宪政也罢，都是“还政与民”，它的最主要的四个特点是：选举、罢免、创制、否决，这是人民享有这四项权利。我讲清楚这个，我才能简单地回答你，蒋介石为什么会那么做。 蒋介石在1928年7月初，第二次北伐成功，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去拜谒总理陵寝的时候，留着眼泪说：“军政”已经结束，马上实行“训政”，并且立即发布六年“训政纲要”，然后走向“宪政”，还政与民。这就是蒋介石1928年7月在孙中山陵前说的话，哭着说的，因为他很难。 那么蒋介石的政权是不是一个独裁政权或专制政权呢？因为有人说台湾的蒋介石时代，两蒋时代是“威权统治”，我没有否认这个，但是我给它加上一个“威权民主统治”。因为那个时代人民还是有相当的自由的。他们有办报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办工厂的自由，出国的自由，留学的自由，都有嘛。如果要拿蒋介石时代和四九年以后毛泽东时代，甚至于今天相比，那蒋介石时代不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是自由多少的问题。 就是在“训政”阶段，一方面给很多的自由，一方面有所约束。约束什么呢？因为经历了袁世凯、张勋和北洋军阀以后，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认为，我们必需要抵制任何有可能发生的专制复辟的重生或再现。蒋介石是一个过程中的人，他不能不做一个在某些人眼光里是恶人的人。 比如说，苏联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斯大林直接发布“五月训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动”，发动“秋收起义”进行武装割据，然后武装保卫苏联，武装地来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说蒋介石怎么办呢？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能够听命俄国人在中国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国家吗？不可能吧。蒋介石用武装的办法对付颠覆中华民国的武装。我刚才讲了，你武装颠覆我中国，我就武装保卫我中国。错了没有？没有错。 1927年、1928年的“清党”，现在有很多人拿这个问题来为难国内大陆历史的反思者。你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就好比一个人杀了人，你看他杀了人，却绝不讲是那个人先杀了他的爹，杀了他的妈。因为你杀了我的爹、杀了我的妈，我一气之下，我就把你给杀了。你先杀我的啊。整个北伐途中，共产党在苏联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制造种种风波啊，甚至在南京去劫杀外国人，炮轰外国的使馆，造成国际社会不承认蒋介石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清党”就是把混进打进国民党、国民革命军营内部的共产党，就是把借中国国民革命的躯壳来发展中国共产革命的那些共产员，从国民党里清除出去。 到底对不对呢？今天哪一个党允许别的党在他的党里面去发展自己呢？共产党这么多年允许一个非党和他党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书记、做常委、当中央领导吗？所有的八个民主党党派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蒋介石“清党”到底对不对？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吗?是反革命吗?谁是反革命?当时革命就是领导北伐，打倒军阀，解放全中国，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顺这个历史潮流就是革命的，反着这个历史潮流才是反革命。蒋介石是这个革命潮流的领导者和领袖。反之，要趁着北伐搞乱国民革命，反对中国统一。斯大林说决不能让国民党统一中国，不能让中华民国统一中国，所以他才命令中国共产党造反、暴动、起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割据。反革命是谁啊？如果今天说我辛灏年是反革命，那革命是谁呢？是共产党吗？不对吧。他今天最怕“革命”两个字。因为今天要么不发生革命，要发生革命，革命对像肯定是他，不是我。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问题牵扯的面太大，我们将来可以再交流。如果我们站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辛亥革命的立场上，民主和进步的立场上，我们再来判断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是和非，我们就会变公正起来了。我想这个问题我暂且回答到这里。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我要讲起来又要两小时。 中产阶级与民主 问：大陆现在一些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是就是中产阶级，因此，没有中产阶级就无法支撑民主的这样一个政府，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话？ 辛灏年：一个国家中产阶级多，他才能走向民主。梁启超的“新民论”不就是这样说的嘛。我们人民没有钱、没有财，你还反对什么朝廷和政府呢，梁启超的‘新民丛论’就是这么讲的。但是，我这种批评和回答还不在点子上。我举个例子。我想告诉你两个事实。 大家知道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美国有多少文盲吗？95%都文盲。可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这样诞生，革命让人民不再成为文盲。美国今天的大学是全世界最多的。那既然文盲那么多的美国也建立了共和，也独立了，那为什么说非要有中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合众国呢？当年的美国有几个中产阶级？没有多少中产阶级。 第二个例子，法国革命的时候建立法兰西斯共和国，大家知道当时法国的农民占多少呢？法国的贫苦农民占多少吗？占法国人口的86%。罗伯斯比尔、马拉他们建立了法兰西斯共和国。雨果有一部小说叫做《九三年》，就是写法国北部旺代地区落后农民，打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向巴黎进军，要推翻民主革命的共和国。因为农民拥护国王，其实他也不是拥护，是保皇党去策划、策动的，为什么人策的动呢？就是因为86%的农民。可是经过了几十年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当共和国真正确立下来的时候，法国还是全世界文化最进步、知识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请问今天的法国有多少农民、多少文盲？ 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尼葛与朗台》，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小说，都描写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愚昧、无知，人民的贫穷、贫困和农民的痛苦，大家看看小说就知道了。可是为什么他那么早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呢？那个时候的民主革命家们、民主思想启蒙家从来没说过，法国的中产阶级太少了，所以法国不能搞民主。那今天就出来的这么一个说法，你说的正好反映了今天大陆知识界中的一部份人，还有共产党的一些学者们的说的话。跟晚清王朝时候说的一样：国民知识不齐，就是老百姓没有读书；国民过于贫穷，国家还未富强，所以现在不能宪政；现在只能还是搞王朝统治。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所以章太炎说得好：人民没有文化，就用革命来让他学习文化；人民愚昧，让革命来扫荡愚昧；人民的旧俗太多，让革命来帮助他建立新的社会风俗，错了吗？不管辛亥革命是成还是败了，大家想想，1911年之后到1949年，那怕是现在，特别是前半期中国有多大的进步啊。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以任何理由来说民主共和不能行，我们只希望通过共和民主思想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民，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包括我这样的老百姓，海内海外的，都知道民主潮流是世界大潮，是必然的趋势和方向，然后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变成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有财产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革命来帮助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成为富裕的和民主的国家。这就是我曾经讲过的：先民主，后统一，真繁荣。 另外我想补充一句的是，不要把西方世界“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上。2005年我在斯德哥尔摩讲演就说明这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和在美国“中产阶级”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今天实际上是特权阶级的附庸。今天中国还有七亿到八亿的农民很苦、很苦。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的“蚁族”，卷缩在城市边缘的芦席棚里面。等到他们都成了“中产阶级”，我们才来讲革命、讲民主？还是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齐讲民主、讲革命，来变成中产阶级呢？我想这是一个问题颠倒的两面。 我们当然追求的是在民主的追求下，同时让人民富裕起来。没有民主人民富裕不起来。孙中山的名言：“专制国愈强，人民愈苦”。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时候，俄国成了世界强国，可是 1940年的“日俄战争”，他居然一被小日本打败了，二被他自己的革命推翻了。八天之内王朝覆灭，俄罗斯共和国建立。今天不也一样嘛，他就是改革开放强起来的，今天我们不也不是在改革开放吗？是不是？我想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让大家在民主的追求当中，在民权的追求当中，在民族的建设当中，去做中产阶级吧！相信中国有这一天。 如何看当今的留学生 问：我九月份刚来亚非学院读书，我观察一下这个会场年轻人是非常少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大陆年轻人就是关心个人发展远过于国家的命运；关心一些政治时事问题的时候，发泄重于思考；自己的犬儒主义远胜于对国家理想主义，就是想问你怎么看待在大陆年轻人在这样环境下，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这样一个关系。 辛灏年：我上一场讲演以后，多伦多有一些记者采访我，问我对留学生怎么看。我自己也感到一个挺奇怪的现象，2005年我在英国政经学院讲演的时候，几乎来的都是留学生，而今天留学生来的却很少。2007 年我在多伦多大学讲“孙中山共产党”是，有五分之四的留学生参加，而我这次在多伦多讲演，来的大都是华侨，留学生也很少。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可以引起深思和探讨。但是，我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我说，不要埋怨年轻人，不要责怪留学生。我并不遵循过去一些政治家说的话，“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像我辛灏年这个年纪的人，已经没什么未来可言了。但是，我要想讲的是，年轻人他们正在学习、成长，正在吸收新知识，他们变化大。 我上次举了个例子。1930年日本留学生提出的“拒俄运动”，建立拒俄义勇队，要到东北去抗击苏俄占我东三省。可是留学生们的纲领是什么呢？是要在朝廷的统治下建立义勇队，帮助朝廷去抵抗俄国的侵略。但是满清王朝就是王朝，专制就是专制。他一看日本留学生真地要反俄了，他怕了。他怕反俄变成革命。所以满清王朝驻日本公使蔡钧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留学生是“明为拒俄，实为革命”，“若有留学生回国，朝廷当及时捕之，就地正法”。结果满清朝廷居然发“上谕”通令全国说， “一旦发现就地正法”。一下子把留学生给逼醒过来了。留学生想你自己不也反对俄国人占据东三省嘛，我们现在帮助你一道来反，我们是为你去卖命，结果你却防我们比防俄国人还厉害，你对俄国人都不讲杀，而你对我们讲一个“杀”字。然后留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革命怎可免乎’。留学生革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1930 年留学生就觉醒了，上半年还要服从清王朝领导，下半年就要推翻满清王朝。两年以后，三百多个留学生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一年以后，三百留学生回到国内发展了一万八千多“同盟会会员”。前后不到六年就把满清王朝推翻了。1907年到1911年所有的起义，它的领导者、参与者、策划者、主体和中坚力量，都少不了日本的留学生。所以我说不要怪青年人，不要怪留学生。年轻人跟我们一样也有个觉醒的过程，可是我们觉醒难，而留学生们觉醒容易。所以我才说不要批评他们，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正视现实，在对学问的追求当中，把祖国的未来放在自己的胸怀里面。 当然，今天出来的留学生跟一百年前有点不大一样了，甚至跟80年代、9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都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问出身，不问的背景，不问他现在表现怎么样，我们唯一能对做的就是推动他、帮助他、相信他。因为满清改革开放时候，富裕起来了一小部份人，他们的子弟到日本留学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投奔了革命。他们也是煤炭大王的儿子，他们也是矿山主的儿子，他们也是新兴工业民族资本家的儿子。今天当真就是不一样了嘛？不会的，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所以我相信你，因为你的问题就提得很有水平、很有思想。谢谢。 结语：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众多青年学生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和中坚力量，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缅怀先烈、先贤们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丰功伟绩，就是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民主事业。相信辛亥精神将激励和鼓舞当代中国青年，在今天民主与专制、革命与复辟的最后较量中，在中国大陆人民推翻专制、完成共和的最后奋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贡献你们的力量。正像辛灏年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当代中国青年在未来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担当和作用充满信心。
辛灏年伦敦谈心路寄语留学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冲、罗元、林丹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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