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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3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機版
 
 
透視中國 辛灝年倫敦談心路寄語留學生(圖/視頻)
 
辛灝年
 

辛灝年先生

【人民報消息】2010年10月31日,旅居海外的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表了題為“誰說辛亥革命失敗”的專題演講。像以往一樣在演講之後,辛灝年先生回答了現場聽眾的提問。他首次在公眾敞開心扉,暢談自己從右派之子到獨立學者的心路歷程。下面就請大家欣賞辛灝年倫敦答觀眾提問的精彩片段。

問:我的立場和您是相近的,我想問什麼叫做“護國護法”?還有我想知道那個你怎麼知道黨文化和傳統文化是不一樣的?以及辛亥革命為什麼會失敗給共產黨,而沒敗給軍閥?我最後想問,你是怎樣跳出黨文化的思維,成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學者的?謝謝!

辛灝年:首先要謝謝你!你提的問題都是要害,有的我剛才講過了,有的還沒說。第二個,我謝謝你對我的誇獎。我也向你匯報我怎麼變成現在這麼一個反共學者的文化人的。

我想“護國護法”,我剛才說了它不是一個“泛指”的概念,他是一個“具體”的概念。也就是說辛亥之後,辛亥革命所創建了大中華民國,維護這個大中華民國的民主國統,維護這個大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就是“護國護法”。什麼時候“護國護法”勝利了,辛亥革命就沒有失敗;什麼時候“護國護法”失敗了?辛亥革命就自然失敗了。剛才我已經講了,就不多重覆了。

獨立學者的心路歷程

辛灝年:其實我在40歲以前,也是備受共產黨黨文化侵害的。因為我們都讀的是中國大陸四九年以後編的教科書,我們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長大的,你不可能沒有黨文化。那我怎麼辨的呢?每個人有個人的條件,但最重要的是時代條件。

在 1976年“五人幫”倒臺以後(我給它加個毛澤東,“四人幫”不準確),這個時候共產黨發現國窮民窮,他需要緩解,他需要救自己,他需要“保黨”,保他的這個所謂的“馬列中國”。所以他開始提出“思想解放”,開始要搞“改革開放”,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於是我這1966年高中畢業的學生,就得到一個相對來說,比前二十八年,要稍微“寬鬆”一點的環境。我們現代的這些作家,大都是在那兩年裏面“沖”出來的。雖然這種相對“寬鬆”的環境沒幾年就結束了。

但這幾年“寬鬆”的環境對我個人起了作用。一,它讓我痛定思痛地回顧自己的三十來年的生涯。1957年我的父親被打為右派,我就成了右派的崽子。我的同學在我背後的衣服上寫上“小右派”。我去勞改農場去看我的父親,我的班主任說,你又去看你反革命的老子了,公開地修辱我。這些東西在一個少年孩子的心裏面是很難抹去的。但這並沒有培養我的仇恨。13歲的一個晚上,我餓著肚子寫詩《黨啊!我的母親》。這首詩是我這一生中的第一篇創作。這就說明儘管我是個右派份子的兒子,但我還是愛黨的,我喊他是母親。

可是這是那幾年“寬鬆”的時代,讓我回顧了13歲以後的這些生活,特別是回顧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當中因為成份不好,不參加任何造反組織。我這一輩子沒有造過反,沒有參加過任何團體。我沒有入過共青團,我沒有參加過共產黨,八七年我最後一次拒絕入黨。到今天為止,我唯一的歷史問題,就是曾是中共少先隊員。就是因為那幾年對過去的反思,我認識到這個社會太不像個正常的社會,這個黨太不像個黨,這個政治實在是無邊的黑暗。回想自己青春時代的熱血沸騰的時候,完全被壓抑著。因此得到了兩個綽號。我的第一個綽號叫“高老頭”,就是成天不講話;一個綽號叫 “高小姐”就是成天不下樓。那就說明我不敢說話,也沒人知道我還有點口才,還能“說話”,沒人知道我會說話。我在安徽省文聯當了十年作家,沒有知道我可以 “講話”。因為我不開會,我也不發言。

那麼這幾年的“寬鬆”,給我時間反思了過去,也想到自己的未來。並且身在中共專制文壇上,走著紅地毯,享受著共產黨所給予我的作家的待遇,心理的感覺跟很多人都不一樣,我感到愈來愈不安。為什麼不安?因為我畢竟在文學和文學史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我知道作家不是這樣當的,作家不是一天到晚坐飛機,走紅地毯,到處有市長、縣長、省長請客吃飯的。作家寫的是人民生活,表現的是社會。他應該是在生活裏面去跌打滾爬。如果這樣把作家這樣當下去的話,我想我會毀掉的。在1983、84年之前我的這個思想就開始有了,這是一。

第二,我這個人的“反動” 思想,其實跟我父親被打右派沒有太大的關係,我真正有“反動”思想是我當作家以後。我們大陸老百姓的一句話,叫“混好了”以後。我開始住賓館、坐飛機、參加筆會、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我越往上走,我看到的官場越大、越高,我就越“反動”。因為我看到的腐敗和黑暗就越多。我調動工作住在合肥的江淮旅社,合肥兩大高級賓館之一。我看到這不是什麼飯店,什麼賓館,這是高級幹部和他們子弟的交易所。我住在這個賓館裏時,曾經跪在地毯上說,我要不是為了寫一部小說,我絕不在這裏住下去,後來我真地離開了。在我分到房子之前,我自己到鄉下四季青公社招待所,找了一個幾塊錢的房子住下。我沒辦法跟中共的上流階級合流。這是我當作家給我的一個,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覺醒。

但是人的變化,思想變化,性格的發展,除了自我覺醒以外,它還有一個客觀環境影響。一個是當作家的開始幾年的生涯,讓我回顧過去,有所反思。第二個是當作家的生涯,讓我接觸了過去沒有生活過得和看見過的那種所謂“豪華生活”。所以我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大賓館之夜》,1986年寫了一部小說叫《都市的女兒》。大概在中國文壇上,我是第一個用小說來揭露貧富對立的一個作家吧。87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上海《小說界》發表。這個時候我思想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從小就想當作家。13歲和同學們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說長大了炸油條,長大了做麵包,因為那時候餓肚子嘛。我講了一句話:我說,我35歲不能成為作家,我投長江自殺。結果這些話一直被記錄在我的檔案裏。一直到我快40歲的時候,安徽省文聯整理檔案,檔案員告訴我:高老師你13歲就想當作家啊?我說:你怎麼知道的?她說:我們正在清理檔案。在我當作家以後遇到的這些事情,對我都是一個對我過去生活反思的推動,對現在生活中所享受的這個作家的生活的反思。

一天,我偶然地在新華書店裏發現了兩本書,一本書是美國的斯坦福大學的美國教授Schifferin先生(中文名字叫做史扶鄰)寫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他書裏也寫出了孫中山說的了一句:“光是經濟改革是完全行不通的,只有走政治上徹底變革的道路中國才有救”。也就是說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這些經濟改良那種文明的措施,是不能救中國的,只有革命推翻滿清朝廷,我們才能救中國。我覺得這句話很對啊,我就受到了啟發。

我這個時候又看到了另外一本書,法國歷史學家米涅寫的《法國革命史》。他是在法國革命15年之後寫的書,這本書很好。他主要揭露了一個真理,即任何一個專制君主,企圖用改良即政治改革的辦法,來挽救他的王朝的專制政治,和一個專制君王用磨刀來砍殺人民的革命,他們的歸途都是一樣的,絞刑架都在等著他們。如果把這個話簡潔起來說是: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若發生,改革自然終止;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這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維特伯爵說的話。

這兩本書給了我這樣的思想,我從理性上認識到,現在不就是連康梁的“變法”還不如嘛。康梁還講政治變化。80年代初所講的是經濟改革,所謂“振興中華”,也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啊,一樣的啊。只是一種科技上的學習,經濟上的學習。我的這些思想就表現在我的小說創作裏面。在我的小說裏,就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了這些話。這是我第二次思想的變遷,一個巧遇。

第三個,我那個今年已經81歲的大哥。他不是有心,他是無心的。他是南開大學很著名的經濟學教授。他當時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小弟,你還是去寫歷史小說吧。我看了你的小說為你怕啊,你遲早要倒楣的。你的學術和學識基礎我認為夠了,就去寫歷史吧。”所以我今天在這裏要向大家承認一個事實,我不是為了要去反共去寫小說去研究歷史的。我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給我的困惑,為逃避現實而走進歷史的。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當我走進歷史之後,看了許多歷史書以後,特別是看了辛亥前後和中國共產黨編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以後,我腦袋就炸開了。我從一個問題開始,追溯了一百二十多個問題。

北京師範大學編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的第320頁有一段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向南方突圍。到了第二頁,就是322 頁,它又說:中央紅軍宣布反圍剿勝利,北上長征抗日。我就覺得怪了,同一天同一個時候的兩個宣言,一個是打敗了南逃,而另一個說是北上抗日,這日本是在東北而不在南邊,也不在西北。這個問題觸發了我,從此一發不可收地陷了進去。這一陷的結果使我對辛亥之後的歷史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就回到大學去聽歷史課,越聽越不是味道,我就一個一個問題去解“扣子”。

1987年的一個早晨,我當時在武漢大學,一夜沒有睡好覺,我忽然覺得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共產黨。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這兩個字。我起來以後,我的作家朋友,現在的江西省文聯主席陳世旭敲了我的門說,唉你怎麼還不起來啊?我說,你我一夜沒睡,想了一個問題。他問,什麼問題?我說共產黨就是“復辟”,“專制復辟”。我在思想中產生了“革命與復辟”的關係。

這就是兩個偶然的原因讓我開始正視現實和歷史;開始正視自己的作家相當享受的生活;開始正視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他的政治,他的革命究竟是怎麼來的,屬於什麼性質。

1989 年,我是“六四”以後帶頭上街遊行的,我當時身上有13個統戰對象的帽子。蕪湖市我的同學、朋友都擔心我被抓了,有傳說我的腿被打斷了。三十晚上,他們就請我到蕪湖市過年,我在我老同學的家裏面,第一次向我的朋友們、中學同學說了我的“革命與復辟”理論。他們都靜靜地聽著,然後給了一句話給我讓我心裏酸酸的話,“爾品啊,說不定你將來理論上的成就比創作上還要大”。你說一個作家創作的成就將來沒有理論大,我當時的理論還沒搞吶,我心裏很難過。但是他們也鼓勵了我。但是真正鼓勵我的,那是89“六四”年輕的可愛的孩子們,是他們把我的膽量變大了。我那個時候不過是沉浸在對歷史的追溯裏面和對思想的研究裏面,可是89“六四”的鮮血讓我醒過來了。讓我想到1980年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學習的時候,我跟其他幾個作家說的話,我說:十年之內不是共產黨拿血洗人民,人民就會拿血洗這個黨。

我醒過來了,我真地醒過來了。如果我說這個話的時候還是一種不是真正理性的覺醒,而是一種感受上的東西的話,那麼到了89年“六四”以後,這場運動從我的背後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我才決心寫一部“中國現代史辯”,它就是後來‘誰是新中國’。這就是後來我成為一個文化人,學者文化人,反共學者文化人的來由。這就是我今天能夠獨立於共產黨的黨思想、黨文化,說白了就是馬列文化的原因。

什麼是黨文化

黨文化就是馬列文化。今天在我們中國思想界、歷史學界和文化界,包括我們許多普通的人、年輕學生都有一個誤區,大家都以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不論它是毛時代的鐵血專制,還是今天的改革開放時代,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政治的再現;都是中國君主帝制、君主政治在中國的表現。錯了。我們今天的中國跟我們傳統的中國不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主要的關係不是它,我們完全是從馬列那裏過來的。統治我們的是馬列的思想,我們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體制,包括文學藝術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都是列寧、斯大林所創建的那一套。我們今天我們所有中國政治制度,到今天為止改革開放所沒有改的所有政治、經濟的,文化的體制,包括報社裏面、工廠裏面和任何一個商店裏面,都有黨小組、黨支部,都有黨員,這全世界只有馬列國家才有。

中國的古代君主,第一,有允許私有制。第二,不會在民間企業裏面安排一個黨組書記。對不對?沒有吧!那個皇帝幹過這個事啊?沒有嘛!思想是自由的、信仰是自由的、宗教是自由的,我們中國從來是自由的。
可是四九年以後,就是容許你去信喇嘛教,還要逼著喇嘛去學馬列主義,馬列教在喇嘛教的上面。是這樣吧。佛教學會的主席,死了身上是蓋黨旗的,是事實吧。所以我們今天的中國,根本就不是中華民族傳統中國的傳承和發展,恰恰是馬列王朝,一個在西方的東方,被西方人所不要的、所拋棄的馬列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翻版。是前蘇聯,被前蘇聯化了的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統治在中國的翻版。所以他的根子裏,他的思想,他的源泉,他的行為,他的文化都是馬列的。所以共產黨的黨文化就是馬列文化。

我不否認,在這種統治和政治文化裏面存在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影響,存在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裏面那一部份不好的文化的影響,帝王文化的影響,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它是次要的。大家都知道過去我講過很多次了,我們中國人死了,就是不向孔夫子報到,也要向孫中山報到對不對?共產黨死了是向馬克思報到,大家都知道了,我講過很多次了。

60年天安門廣場上那四個像都是馬、恩、列、思。到現在中間不說,一再發的文件,一定要把想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給勾著反共思想,推倒!中國還是馬列的國家。我們有一些人士說共產黨早就不要馬列啊,是的!共產黨在錢問題上是不要馬列的,在政治問題上、在其他問題上,馬列一點也沒有放鬆、一天也有沒放鬆。這就是我回答你的第三個問題,從馬列文化到黨文化。其實黨文化就是馬列文化的一部份,是馬列文化在中國的正宗傳承。我不知道回答你了沒有,謝謝。

如何評價蔣介石

問: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在逝世的時候說過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的同志蔣介石在1928年北伐勝利,統一中國,革命可謂初步成功了。您剛才提到好幾句蔣介石的事情基本都是正面的。但是我覺得不可否認的是,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憲政的體制下,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卻仍然是一個專制的獨裁的政府,人民並沒有真正地當家作主。直到上個世紀末的80年代蔣經國先生才開放了“黨禁”。您是怎麼樣來看待這樣的事情呢?

辛灝年:謝謝。我聽你的問題,我知道你真的非常優秀,問題問得很要害、很重要,我想我試著回答吧,回答得不對,你來批評我。

蔣介石的問題我過去已經講過很多了,我在‘誰是新中國’裏面也專門談了這個問題,我現在簡單地這樣回答你。孫中山先生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革命歷程說。就是說他在經歷了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北洋軍閥混戰的這個歷史經歷之後,他更加強調了軍政、訓政和憲政。

“軍政”就是推翻那一些企圖用武力來消滅共和國的反動軍人。簡單地回答就是這麼一句話。因為當“復辟有軍革命無兵”的時候,你是戰勝不了復辟的。所以孫中山提出“軍政”是正確的,是指一個特定的環境下。

“訓政”是最能遭到大家誤解的。“訓政”在中國古代的意思裏,就是小皇帝坐在前面,甚至抱在懷抱裏,讓母後或者是叔叔、王爺幫助他去上朝,處理國家大事。這是最粗淺地解釋。“訓政”就是訓練他使用他的皇帝的政治權利。孫中山把這個“訓政”活化了。‘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裏面編劇們把它解釋得也很清楚。什麼叫 “訓政”?“訓政”的兩個內容,一個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擊退形形色色專制勢力企圖復辟專制的軍事、政治和文化行為。第二,“訓政”的更重要的內容就是,革命黨一旦得到了政權,建立了民主制度以後,馬上就要在縣以下開始選舉。每個縣的縣長都必須由這個縣的人民去選舉,縣的縣長選出來,進行全省的選舉,省長被人民選出來,再進行全國大選,選總統、選議長。這孫中山所賦予“訓政”的兩個最重要內容。

“憲政”我就不說了,大家都知道。不論君主憲政也罷,民主憲政也罷,都是“還政與民”,它的最主要的四個特點是:選舉、罷免、創制、否決,這是人民享有這四項權利。我講清楚這個,我才能簡單地回答你,蔣介石為什麼會那麼做。

蔣介石在1928年7月初,第二次北伐成功,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去拜謁總理陵寢的時候,留著眼淚說:“軍政”已經結束,馬上實行“訓政”,並且立即發布六年“訓政綱要”,然後走向“憲政”,還政與民。這就是蔣介石1928年7月在孫中山陵前說的話,哭著說的,因為他很難。

那麼蔣介石的政權是不是一個獨裁政權或專制政權呢?因為有人說臺灣的蔣介石時代,兩蔣時代是“威權統治”,我沒有否認這個,但是我給它加上一個“威權民主統治”。因為那個時代人民還是有相當的自由的。他們有辦報的自由,有言論的自由,有辦工廠的自由,出國的自由,留學的自由,都有嘛。如果要拿蔣介石時代和四九年以後毛澤東時代,甚至於今天相比,那蔣介石時代不是有沒有自由的問題,而是自由多少的問題。

就是在“訓政”階段,一方面給很多的自由,一方面有所約束。約束什麼呢?因為經歷了袁世凱、張勛和北洋軍閥以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認為,我們必需要抵制任何有可能發生的專制復辟的重生或再現。蔣介石是一個過程中的人,他不能不做一個在某些人眼光裏是惡人的人。

比如說,蘇聯直接領導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斯大林直接發布“五月訓令”,要求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發動“秋收起義”進行武裝割據,然後武裝保衛蘇聯,武裝地來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你說蔣介石怎麼辦呢?他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能夠聽命俄國人在中國建立一個屬於他的國家嗎?不可能吧。蔣介石用武裝的辦法對付顛覆中華民國的武裝。我剛才講了,你武裝顛覆我中國,我就武裝保衛我中國。錯了沒有?沒有錯。

1927年、1928年的“清黨”,現在有很多人拿這個問題來為難國內大陸歷史的反思者。你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就好比一個人殺了人,你看他殺了人,卻絕不講是那個人先殺了他的爹,殺了他的媽。因為你殺了我的爹、殺了我的媽,我一氣之下,我就把你給殺了。你先殺我的啊。整個北伐途中,共產黨在蘇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製造種種風波啊,甚至在南京去劫殺外國人,炮轟外國的使館,造成國際社會不承認蔣介石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清黨”就是把混進打進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營內部的共產黨,就是把借中國國民革命的軀殼來發展中國共產革命的那些共產員,從國民黨裏清除出去。

到底對不對呢?今天哪一個黨允許別的黨在他的黨裏面去發展自己呢?共產黨這麼多年允許一個非黨和他黨的人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當書記、做常委、當中央領導嗎?所有的八個民主黨黨派的主任、副主任、秘書長都是共產黨員,所以蔣介石“清黨”到底對不對?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嗎?是反革命嗎?誰是反革命?當時革命就是領導北伐,打倒軍閥,解放全中國,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順這個歷史潮流就是革命的,反著這個歷史潮流才是反革命。蔣介石是這個革命潮流的領導者和領袖。反之,要趁著北伐搞亂國民革命,反對中國統一。斯大林說決不能讓國民黨統一中國,不能讓中華民國統一中國,所以他才命令中國共產黨造反、暴動、起義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實行武裝割據。反革命是誰啊?如果今天說我辛灝年是反革命,那革命是誰呢?是共產黨嗎?不對吧。他今天最怕“革命”兩個字。因為今天要麼不發生革命,要發生革命,革命對象肯定是他,不是我。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問題牽扯的面太大,我們將來可以再交流。如果我們站在這樣一個中華民族的立場上,中華民國的立場上,辛亥革命的立場上,民主和進步的立場上,我們再來判斷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的是和非,我們就會變公正起來了。我想這個問題我暫且回答到這裏。因為這個問題牽扯到整個一部中國現代史,我要講起來又要兩小時。

中產階級與民主

問:大陸現在一些的觀點認為,中國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換句話說是就是中產階級,因此,沒有中產階級就無法支撐民主的這樣一個政府,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話?

辛灝年:一個國家中產階級多,他才能走向民主。梁啟超的“新民論”不就是這樣說的嘛。我們人民沒有錢、沒有財,你還反對什麼朝廷和政府呢,梁啟超的‘新民叢論’就是這麼講的。但是,我這種批評和回答還不在點子上。我舉個例子。我想告訴你兩個事實。

大家知道美國獨立革命的時候美國有多少文盲嗎?95%都文盲。可是美利堅合眾國就是這樣誕生,革命讓人民不再成為文盲。美國今天的大學是全世界最多的。那既然文盲那麼多的美國也建立了共和,也獨立了,那為什麼說非要有中產階級才能夠建立合眾國呢?當年的美國有幾個中產階級?沒有多少中產階級。

第二個例子,法國革命的時候建立法蘭西斯共和國,大家知道當時法國的農民占多少呢?法國的貧苦農民占多少嗎?占法國人口的86%。羅伯斯比爾、馬拉他們建立了法蘭西斯共和國。雨果有一部小說叫做《九三年》,就是寫法國北部旺代地區落後農民,打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向巴黎進軍,要推翻民主革命的共和國。因為農民擁護國王,其實他也不是擁護,是保皇黨去策劃、策動的,為什麼人策的動呢?就是因為86%的農民。可是經過了幾十年革命與復辟的較量,當共和國真正確立下來的時候,法國還是全世界文化最進步、知識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請問今天的法國有多少農民、多少文盲?

巴爾紮克的小說《歐也尼葛與朗臺》,還有很多很多類似的小說,都描寫了那個時代人民的愚昧、無知,人民的貧窮、貧困和農民的痛苦,大家看看小說就知道了。可是為什麼他那麼早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呢?那個時候的民主革命家們、民主思想啟蒙家從來沒說過,法國的中產階級太少了,所以法國不能搞民主。那今天就出來的這麼一個說法,你說的正好反映了今天大陸知識界中的一部份人,還有共產黨的一些學者們的說的話。跟晚清王朝時候說的一樣:國民知識不齊,就是老百姓沒有讀書;國民過於貧窮,國家還未富強,所以現在不能憲政;現在只能還是搞王朝統治。有什麼區別?沒區別。所以章太炎說得好:人民沒有文化,就用革命來讓他學習文化;人民愚昧,讓革命來掃蕩愚昧;人民的舊俗太多,讓革命來幫助他建立新的社會風俗,錯了嗎?不管辛亥革命是成還是敗了,大家想想,1911年之後到1949年,那怕是現在,特別是前半期中國有多大的進步啊。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們不以任何理由來說民主共和不能行,我們只希望通過共和民主思想的普及,讓我們每一個人民,我們每一個老百姓,包括我這樣的老百姓,海內海外的,都知道民主潮流是世界大潮,是必然的趨勢和方向,然後在這個追求的過程當中,讓我們變成有知識的人、有文化的人、有財產的人;在這個過程當中,讓革命來幫助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成為富裕的和民主的國家。這就是我曾經講過的:先民主,後統一,真繁榮。

另外我想補充一句的是,不要把西方世界“中產階級”的概念用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上。2005年我在斯德哥爾摩講演就說明這了這個問題。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概念和在美國“中產階級”所涵蓋的內容和範圍是不一樣的。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今天實際上是特權階級的附庸。今天中國還有七億到八億的農民很苦、很苦。今天還有那麼多的城市貧民,今天還有那麼多大學畢業的“蟻族”,卷縮在城市邊緣的蘆席棚裏面。等到他們都成了“中產階級”,我們才來講革命、講民主?還是希望他們和我們一齊講民主、講革命,來變成中產階級呢?我想這是一個問題顛倒的兩面。

我們當然追求的是在民主的追求下,同時讓人民富裕起來。沒有民主人民富裕不起來。孫中山的名言:“專制國愈強,人民愈苦”。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時候,俄國成了世界強國,可是 1940年的“日俄戰爭”,他居然一被小日本打敗了,二被他自己的革命推翻了。八天之內王朝覆滅,俄羅斯共和國建立。今天不也一樣嘛,他就是改革開放強起來的,今天我們不也不是在改革開放嗎?是不是?我想這個問題就回答到這裏。讓大家在民主的追求當中,在民權的追求當中,在民族的建設當中,去做中產階級吧!相信中國有這一天。

如何看當今的留學生

問:我九月份剛來亞非學院讀書,我觀察一下這個會場年輕人是非常少的,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就是大陸年輕人就是關心個人發展遠過於國家的命運;關心一些政治時事問題的時候,發泄重於思考;自己的犬儒主義遠勝於對國家理想主義,就是想問你怎麼看待在大陸年輕人在這樣環境下,個人發展與國家命運這樣一個關係。

辛灝年:我上一場講演以後,多倫多有一些記者採訪我,問我對留學生怎麼看。我自己也感到一個挺奇怪的現象,2005年我在英國政經學院講演的時候,幾乎來的都是留學生,而今天留學生來的卻很少。2007 年我在多倫多大學講“孫中山共產黨”是,有五分之四的留學生參加,而我這次在多倫多講演,來的大都是華僑,留學生也很少。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可以引起深思和探討。但是,我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我說,不要埋怨年輕人,不要責怪留學生。我並不遵循過去一些政治家說的話,“誰擁有青年,誰就擁有未來”。像我辛灝年這個年紀的人,已經沒什麼未來可言了。但是,我要想講的是,年輕人他們正在學習、成長,正在吸收新知識,他們變化大。

我上次舉了個例子。1930年日本留學生提出的“拒俄運動”,建立拒俄義勇隊,要到東北去抗擊蘇俄占我東三省。可是留學生們的綱領是什麼呢?是要在朝廷的統治下建立義勇隊,幫助朝廷去抵抗俄國的侵略。但是滿清王朝就是王朝,專制就是專制。他一看日本留學生真地要反俄了,他怕了。他怕反俄變成革命。所以滿清王朝駐日本公使蔡鈞就給朝廷寫了一封信,說留學生是“明為拒俄,實為革命”,“若有留學生回國,朝廷當及時捕之,就地正法”。結果滿清朝廷居然發“上諭”通令全國說, “一旦發現就地正法”。一下子把留學生給逼醒過來了。留學生想你自己不也反對俄國人占據東三省嘛,我們現在幫助你一道來反,我們是為你去賣命,結果你卻防我們比防俄國人還厲害,你對俄國人都不講殺,而你對我們講一個“殺”字。然後留學生寫了一篇文章‘革命怎可免乎’。留學生革命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1930 年留學生就覺醒了,上半年還要服從清王朝領導,下半年就要推翻滿清王朝。兩年以後,三百多個留學生參加了“中國同盟會”。一年以後,三百留學生回到國內發展了一萬八千多“同盟會會員”。前後不到六年就把滿清王朝推翻了。1907年到1911年所有的起義,它的領導者、參與者、策劃者、主體和中堅力量,都少不了日本的留學生。所以我說不要怪青年人,不要怪留學生。年輕人跟我們一樣也有個覺醒的過程,可是我們覺醒難,而留學生們覺醒容易。所以我才說不要批評他們,要鼓勵他們,幫助他們正視現實,在對學問的追求當中,把祖國的未來放在自己的胸懷裏面。

當然,今天出來的留學生跟一百年前有點不大一樣了,甚至跟80年代、90年代出來的留學生都有點不一樣了。但是我還是那句話,不問出身,不問的背景,不問他現在表現怎麼樣,我們唯一能對做的就是推動他、幫助他、相信他。因為滿清改革開放時候,富裕起來了一小部份人,他們的子弟到日本留學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投奔了革命。他們也是煤炭大王的兒子,他們也是礦山主的兒子,他們也是新興工業民族資本家的兒子。今天當真就是不一樣了嘛?不會的,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強。所以我相信你,因為你的問題就提得很有水平、很有思想。謝謝。

結語: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眾多青年學生順應歷史潮流,投身革命,成為辛亥革命的先鋒和中堅力量,許多人為此獻出了生命。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緬懷先烈、先賢們推翻帝制,創建共和的豐功偉績,就是要繼承他們的遺志,完成他們未竟的民主事業。相信辛亥精神將激勵和鼓舞當代中國青年,在今天民主與專制、革命與復辟的最後較量中,在中國大陸人民推翻專制、完成共和的最後奮鬥中,發揮自己的作用,貢獻你們的力量。正像辛灝年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對當代中國青年在未來中國民主進程中的擔當和作用充滿信心。



辛灝年倫敦談心路寄語留學生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沖、羅元、林丹報導)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1/3/23/54351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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