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挥之不去的阴影

1988年11月，我受朋友之邀，持旅游签证，从中国上海到达丹麦国家。在1989年5-6月初，丹麦当地的电视台、报刊等媒体每天都播报和刊登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和市民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闻，我虽身在海外，却十分关注祖国发生的一切，关心中国社会的变化。

有一天，我打开电视机，突然看到画面上中共军队的坦克车在长安大街横冲直撞，轰鸣着朝无辜的学生和市民碾压过去，顿时民众脑浆迸裂、血肉横飞、血流成河。我又看到士兵端着冲锋枪朝着被冲散的示威队伍开枪扫射，只见学生和市民纷纷倒在枪林弹雨之下，真是惨不忍睹，毛骨悚然。我被这残忍的情景缠绕得难以入眠。中共的暴行震撼了我的心灵，激起我的理智，我感到“政府和党”是多么的可怕，多么可憎，这极大地激发了我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信念。

6月4日后的一天早上，我急切走出家门，只见哥本哈根的所有报刊的头版都登载了中共军队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大幅照片。不一会，大街上走来一支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不仅有男女老少的华人，还有很多肤色各异的丹麦民众和外国人，人们举着横幅标语，高喊着“打倒残暴中共、还我民主自由”等口号，更感人的是游行队伍中不少参与者都是裸体游行，以表达坚决支持北京天安门的爱国民主运动。我被这个埸景极度感染，不顾一切畏惧，立即投入到抗议的洪流中去，我和示威抗议的队伍一直走到中共驻丹麦的大使馆，只见各路游行队伍已汇聚一起，把中共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心中充满了怒火，奋疾呐喊“铲除中共暴政权、建设民主进步中国 ”。

以后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兴趣去游山玩水，而是坚持参加在哥本哈根的游行示威和在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前的抗议集会，以表达我对中共政权厌恶和对民主事业的热忱。虽然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但中共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恐怖埸景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到了1989年12月份签证到期，我胆颤心惊、怀着恐惧的神情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忐忑不安地到单位上班，没想到第一天就出事了。单位领导和公安局的人找我谈话，很严厉地对我说，“你在丹麦的一切我们很清楚。你参与反对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关活动，你必须老老实实讲清楚，作出深刻检查。我们根据你的态度再作处理决定。同时不准你对外乱传丹麦和国外的情况，否则后果自负。”我听了他们的训斥，非常惊恐，如此血腥的镇压，如此残暴的恶行，哪个有良心和理智的人不悲愤，还容不得人们反对和抗议，现在我刚回上海，他们就来找我，说明这专制政权的残暴监管到了何等地步。由于我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查，最后单位领导对我进行行政处罚，开除我的公职，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我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成为无业人员，多次找单位和当局有关部门交涉，但多年仍没有任何正面的结果。

二、夫妻家庭同遭迫害

我的公公梁联光先生因在中共窃取政权后被内定为“潜伏特务嫌疑”，惨遭长年迫害，于1989年底含冤去世。丈夫梁永泉一家多人长期被作为阶级敌人遭不公正待遇，有的人被迫害成精神病，有的人逃离大陆，丈夫也因在89年参加民主运动而遭打压而开除公职，他姐夫蔡警添先生虽然是香港人，但因修炼法轮功，也遭中共当局的严格管制，后含冤去世。这一切都说明中共是何等邪恶，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大敌，是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对中共抱有幻想，必须作出正确的抉择，摒弃共产主义。

现在我正式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决裂，退出中共所属的一切组织，从思想上投入到反对中共的民主事业中去。我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民主国家，我要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法轮功学员等一起，同心协力讲真相，反迫害，反专制，为中国的未来，为使十三亿中国人民脱离共产主义的囚笼而努力抗争，使中国早日走上民主之路，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获得新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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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8年全世界系列大赛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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