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自由身份的陈用林在华盛顿声援退党集会上。
【人民报消息】去年的今日，我从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出逃，并于6月4日在悉尼马丁广场纪念“六四”集会上宣布脱离中共，成为中澳之间的一起棘手的外交事件。西方主流媒体视之为爆炸性新闻，将此事与前苏联驻澳使馆三秘帕特洛夫于1954年出逃事件相比，一时间沸沸扬扬。今年“六四”纪念日在即，回想起去年出逃情景，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现将出逃经过及其后活动简要记述，也算是对自已作一个小结。一、出逃与获得签证 2005年5月 26日，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人性自由之路，诀别我浑浑噩噩的前半生。对此，我无怨无悔。尽管我和太太作好了应对一切的心理准备，但此后争取签证的过程实际上十分复杂，透着诡秘，危机四伏，考验了我的意志。当天上午，我向澳移民局驻悉尼商业区办事处提交了政治庇护申请，移民局立即通知了中领馆，整个过程让我十分困惑。我们在不安中匆匆地跳上火车，逃离到距悉尼1小时车程的高斯福镇。我们事先在那里租好了房子。第二天傍晚就接到移民局难民与人道组官员的电话，口头通知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已被拒绝。我当时反复要求对方书面答复或者安排一次会面。 5月29日，机灵的太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踪迹，确信是中共特工找到我们住地了，但因不了解虚实，他们暂时按兵不动。我们突然进行了转移，应该暂时甩掉了尾巴。31日下午，澳洲外交部主管礼宾的官员A从堪培拉赶到悉尼，与2个移民官一起在一个非常局促的移民局小接待室“审问”了我。大概由于我是一个人的缘故，A表面上以礼相待，但言辞十分粗暴，甚至扬言“澳洲没有国际义务”。在我指责她“不是来帮助我”时，她的口气缓和了许多。她表示，基于外交的原因，政治庇护申请已被拒绝，唯一的选择是申请难民资格，但成功的机会是“极端不可能的”。（恐怕绝大多数读者分不清“政治庇护”与“难民资格”的区别，我当时也不清楚。） 6月2日，我向移民局提交了难民申请。我在自己联系媒体同时，立即通过他人转告民主人士秦晋，请其为我筹办一个新闻发布会。6月4日我便出现在马丁广场集会上。我本就口拙，不擅演讲，又是第一次在公开集会上发言，所以尽管有所准备，但仍然很紧张。 此后，在绿党的帮助下得到了“难民建议和个案服务”组织（RACS）的律师帮助，会见了绿党参议员布朗和民主党参议员德丝帕雅，又参加了难民日集会和声援我全家的热心人士集会。记得有一次天刚擦黑时从律师办公楼一出来，就发现遭人跟踪。当时几个跟踪者把手都插在口袋中，我们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在此期间，我接受了无数媒体的单个采访，主要集中在澳洲和美国的主流媒体。后来，获悉中共驻悉尼总领馆与澳移民局私下达成关于在舆论冷却下来后悄悄遣返我们全家的协议。为此，我于6月22日举行了一次专门的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揭露澳中勾结以民主人权价值换取经济利益的肮脏交易。 全球法轮功人员以及民主人士和无数网络作家等都给予了声援和大力支持。迫于舆论和反对党的猛烈抨击和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民主国家和人权团体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加快了对我难民资格审批手续。我们全家于7月8日拿到了澳洲的终身保护签证，终于松了一口气。
陈用林在悉尼。
事情远未就此结束。8月15日在赫斯维尔镇一家餐馆，有人竟然偷着对我全家进行录像，此人十几分钟前还在我们的住处外出现过，额头上还有一道似被军帽或警帽压过的印。当时因搞不清中共特工有多少人接应，担心吃眼前亏，所以就慌乱地走掉了。我们出门时遇到至少2个华人拿着手机在打电话，其中有一个目不斜视地快速与我擦肩而过。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中共外交部的朋友关于“斩首行动”的消息是准确的。有了这次经验，10月22日在巴黎凯旋门下遇到一名壮实的、持多次入境澳洲商务签证的男子和 2个以上同伴对我再次偷拍时，我迫使对方删除了我的照片，并由同行的法国朋友及时摄下了其中1人的尊容。今年2月14日在悉尼马丁广场逗留时，我再次发现 2个可疑华人。还有一次发现有一个走路呆板得像军人模样的人跟踪。相信以后这样的事还会有，我还将一一通报对此感兴趣的部门。澳洲亲共华人侨领在我披露澳洲有1000多个特工和线人后不去谴责中共，反而指责我，在中共驻澳机构的鼓噪下搞什么“陈用林现象对华人伤害”的定调讨论，放出“华人之中没有间谍”的鬼话。可见，中共半个多世纪的精神控制和精致的谎言宣传没有白做。因为有中共如影随形的存在，华人永远摆脱不了为共谍服务的形象。也因为有中共，华人在海外才会受西方主流社会的歧视。受中共的精神操控，华人自成一个小圈子，甚至不必会讲所在国的通用语言就能在澳生存，永远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拒绝接受西方民主人权文化和先进的价值观。澳洲政府近期提出将推行入籍考试制度，要求新移民必须了解澳洲的价值观和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此举旨在推动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这对华人移民是个福音，有助于剪除中共的黑手，消除对中共的恐惧和依附。 二、安家与继续参加良心事业 在拿到签证后，不少人劝我安心生活，不要搞什么早已声名狼籍的民运，更不要与法轮功混在一起。我的答复是，我为保存良知而出逃，我不能因为出逃成功反而失去良知。做个平凡的、有良心的人是我一生的追求，是我做人基本原则。我不做民运，不做法轮功，只想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法轮功受尽迫害，对生命的理解过于神圣和沉重，我做不了，但受到我的高度敬重。法轮功是被中共拚命抹黑的信仰团体，受尽中共的冷酷迫害和屠杀，是中国大陆苦难至为深重的人们。在当今时代，对法轮功的态度是一杆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心的道德秤。法轮功的苦难天地为之动容。如果你漠视法轮功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迫害，甚至贬斥法轮功，你多半中了中共的圈套，抑或你是毫无良知的人！法轮功在西方已经家喻户晓，得到几乎所有人的同情与支持，已经成为“受到酷刑迫害与折磨”的代名词。解除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中国人人性恢复的标志。因此，只要我还能够起一丝作用，我就不会停止为法轮功呼喊，为拯救中国人的人性与良知而尽我所能。有人说我是“法轮功的代言人”，我为此感到荣幸！我愿意成为这支结束中共暴政的重要力量的代言人。 也有不同看法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我是 “一个背叛祖国的人”。这虽然远不如愤青们用“卖国贼”一词来得痛快，倒是让我有个提升的空间。僵尸尚存的匪首毛泽东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于上述看法，根据毛匪的强盗逻辑，似乎应理解成“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和“爱国者”。实在是溢美之词！仿佛如同有些记者说我是“人权活动家”一样。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只要人们说我是个“有良心的人”就心满意足了，也就不枉此生。民主人士、网络作家杨天水先生的文章《恐惧和良心推动了陈用林先生》比较接近我的思维。天水先生刚刚再次被中共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重刑，这篇文章应该是他“罪证”的一部份。这更加激起了我要求提升为“爱国者”的热情，恐怕只有尽早推翻中共，天水先生才能够早日出狱。 出于良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过去一年中我做了一些本应该做的事。去年7月以来，我先后应美国国会、欧洲议会、比利时弗拉芒议会、英国国会等邀请就中国人权和法轮功问题进行作证和演讲，出席在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就澳移民部近年出现的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会见了许多议员、政府官员及其助手，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巴黎、科隆、柏林、汉堡、纳也纳、伦敦、哥本哈根等地接受当地主要媒体的采访，对华人社团和一些大学作了演讲。由于要赶回澳洲参加参议院的听证会，在华盛顿的时间很短，没有时间接受一些电视媒体节目制作要求。 欧洲之行，我是与良心警察郝凤军先生一起去的，欧洲大纪元、人权无疆界、英国记协、法国记协、德国人权协会等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我们让欧洲德语、法语、荷兰语、英语、弗拉芒语系的人民确信中国存在“盖世太保式”的秘密警察系统，即“610系统”。 在维也纳向联合国酷刑报告人诺瓦克先生大力推荐高智晟律师，相信有助于诺瓦克先生一周后对中国酷刑的首次考察。在德国和英国的活动，由于巧遇胡锦涛的访问，媒体的热情特别高，尤其富有戏剧性。胡在柏林墙倒塌16周年纪念之际到访德国，而我在英国会演讲时，胡恰巧同时同地到访。莫非天意如此？在媒体的压力下，布莱尔在第一天尚不愿表示将向胡提人权问题，在第二天英外交部发言人即表示将“肯定”要提。在英、德两地的示威人员都被安排在欢迎仪式背景的最佳位置，警察空前友善。 从欧洲回来后，我继续参加人权日活动、绿党关于要求取消澳政府对法轮功在中共驻澳使馆门前示威限制动议的游说活动、越南社区电台和9号电视台的节目、抵制中共对澳洲文化渗透活动、声援高智晟律师的维权绝食运动、在温家宝访澳期间向澳洲两院议员发公开信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9号台做“纯属虚构”（Hypothetical）节目时，同台表演的澳移民部长万斯通在遇到我时十分紧张，我向她表示感谢发给我全家签证，然后请她关注中国高智晟律师的维权活动受到中共毫无人性的打压情况。她表示注意到了高律师的情况。 三、信仰与人性自由之路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出生的人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生在血旗下，长在血旗下，从小高唱“东方红”，骨子里浸透着共产党的毒素。我辈都是无神论者，在中共淫威下过着胆颤心惊、苟且偷生的生活，终生面临的是死后尸骨无存、形神俱灭的恐惧。无信仰，把自己交给中共邪魔，正是我辈最大的悲哀。 幸运的是我辈还亲眼目睹中共在“改革开放”中见光腐烂现象，见证了振聋发聩的89天安门民主运动事件和令人发指的中共镇压法轮功暴行，感觉到了波澜激荡的历史脉动，沉睡的良知也在苏醒之中。我们的生活阅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更丰富，千年文明的大转折必将在这个时代发生。历史给予我们救赎的机遇。
陈用林在2006年6月4日纪念六四讨论会上，向六四死难者默哀。
我从未停止过参悟人生的真谛。中学时因突然感觉形神俱灭的可怕，连续好几个月吃不香睡不好，怀疑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强迫自己与他人一样面对生命的无常。无神论是残酷的，我相信许多意志力不够的人会常常失去自控。后来，我学会“以牙还牙”“生存就是斗争”的哲学思维，人性“恶”的种子在我心灵中逐渐发牙，发达。记得大学假期时有一次与朋友一起不小心冲撞了老家的一个青年，差点被对方打死。后来，朋友给我举了好些例子说，与任何人打架一定要往死里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有毒食品、假药、盗、抢、杀人、贩卖小孩、河南爱滋病蔓延等灭绝人性的事件层出不穷的中国，我待世人的仁慈之心又被掩埋了许多。 由于来自朴素的农民和教师家庭，我坚持“以恶制恶，以善报善”的底线，偶尔也以善还恶。我在恋爱结婚后把精神寄托在家庭幸福上，追求作为普通人的良知，没有再深入研究信仰。在中共驻斐济使馆工作期间，我看到斐济卫斯理教徒在公共场合很守秩序很有礼貌，而到处乱窜、举止粗暴的多半是华人，于是我很羡慕和尊敬这些有信仰的人。 在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工作期间看到了中共高官的腐败和精神空虚，看到了澳洲许多华人的贪婪和追逐中共赐予的虚名。看到了同胞人性的罪恶，也看到了自己人性的肮脏。在悉尼中领馆旧办公楼斜对面就是一座教堂，但根据领馆的相关规定和惯例是禁止去的。信仰就是文明，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灵魂的野蛮人。即使是民主信仰，如果没有坚定的人性博爱理念作基础，那也只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信念。我接触过民主人士孙立勇，他正是以良知与博爱作为他对民主信仰的基础，才会坚持到今天。这已经是无神论族群中的最高境界了。 我在大学时就接触《圣经》，所以对基督教有着先入为主的偏爱。可惜当时只把《圣经》当作英文的教材，当作犹太人的史书来念，对耶稣的神迹将信将疑，用共产党灌输的唯物辩证法狡辩技术进行生吞活剥。去年出逃后在众人的推荐下重读《圣经》，感触良多。回想我出逃以来的种种际遇，每次遇险似乎都有神的相助，让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才走得既惊险又顺利。我将在今年“六四”前后尽快正式成为基督家庭的成员，希望能够在人性自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也可算是对中共的又一次背叛，涤尽我血液中的党文化毒素。 我2001年来悉尼后接触了法轮功，相信我同法轮功必定是有缘的，所以要为法轮功发声。 对自由的向往、对民主的诉求、对生命的博爱正是“六四”精神所在。谨以此文纪念“六四”英灵。 陈用林
二OO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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