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律师：这些我可以给您这样讲。就国内维权的问题上，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们也在维权，所以他们支持我。但是，在私下的时候都是谈论希望我和法轮功保持距离。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愤怒的！为什么只看到他们做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而没有看到他们做为中国公民的身份呢？

而且我也多次向他们强调，我说做为一个维权的群体，甚至在《亚洲周刊》被称为维权的英雄群体，当你们所谓的为了敏感、为了避免风险而远离了这个目前受压迫、受迫害最为严重、最为残酷的这么一个群体的权益维护，远离了对他们的关注的时候，我说这是未来的一个耻辱。

我们不是说去坚定的捍卫什么或做了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至少我们是为了减少未来对外界意味维权英雄群体的耻辱，我们也应当去做一些事儿。

记者：所以您认为为法轮功呼吁、为法轮功说话，是维权的其中应有之义务，是吗？

高律师：毫无疑问！只要是任何群体，我们不关心他是不是法轮功身份，任何信仰者、任何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人，他们的权益受到野蛮迫害的时候，我们都将坚定的和他们站在一边，这并不因为他们具有的法轮功身份。我在多次场合都在强调过，我们关注的不是他的法轮功身份，而是关注他做为中国人的法律权益，在这场野蛮的迫害当中，对他的法律权益或法律身份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顾及。

记者：在那封信写了之后，您自己觉得是不是跟有些人的观点出现分歧？您今后怎么来处理跟他们的关系？

高律师：现在的问题，我有一个无奈。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维权群体大部份都是基本上在2005年以前是各自为政的；2005年，由于蔡卓华案件我们开始走在了一起，那样形成了一种松散的整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明显的现象，一个是我从来没有劝说他们说哪些方面你们不应该去做，为了安全、为了不敏感、为了不触动当局，你们不去做，我从来没有这样劝过他们。

另一个明显的是，只要有机会、有谈话的场所就会有人劝我：不要做太敏感的事儿、不要太激怒当局、不要和法轮功的距离拉得太近，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很无奈！

记者：那么从您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声援上，是不是就能够得出结论说，您就是认同法轮功所有的信念或者他们的理论？

高律师：这是两个概念。《转法轮》我也看了，就是做为一种信仰，无论支持他们信仰的理论基础如何，或者说理论的价值如何，无论如何，做为一种信仰是应当得到尊重的；而恰恰做为一种信仰，做为信仰的价值，也是中共自己的宪法所声称要保护的，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这些问题。

记者：那对于法轮功这种信仰的理论本身，您是怎么评价、怎么看待的？

高律师：我理解法轮功修炼者对支撑他们信仰理论的这些评价，我完全能理解。

记者：您对他们的书和学说您已经有所研究，是吗？

高律师：（笑）我不能说研究，我只是看，在看。

记者：但是跟他们人您接触的很多，尤其是他们的遭遇您也了解很多。

高律师：是的、是的。

记者：是不是在和他们面对面接触之前，您本身已经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了呢？

高律师：面对面接之前不是很了解，因为您知道最初使我介入的前提仍然是关注着他们做为中国人的法律身份，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公民身份，在这场迫害当中，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顾及，是否得到了法律应有的保护，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记者：跟他们深入接触之后，是不是在这一点上又进了一步呢？

高律师：是的，尤其第三次是比较长时间的接触，第三次之后也有很多的接触。我们感觉到过去我们对目前社会当中这种普遍的服从、虚假，或者说整个社会的这种道德颓废的局面，颇令人沮丧，有时候感到很失望。

但是和这个群体接触之后，我发现过去我认为要改变这种颓势要有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甚至我们感觉到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过程？但是我和法轮功信仰者接触以后，我们发现他们找到了这样的过程，他们找到了改变我们群体道德颓势的这么一个过程，至少也是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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