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她,我的太太,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革命烈士后代。红色的出身使她在成长中一帆风顺。一年级加入了少先队,二年级又是第一批戴上了红小兵的袖章。15岁入团。18岁高中毕业回乡后即加入了共产党,一年后被提拔当上了村党支部副书记。 在那个年代里,她也曾毛主席语录不离身,老三篇顺背如流。 她真是一个好苗子,被列为培养对象,上级经常派人跟她谈话,灌输党的那一套理论,培养她的党性。她也听话。党的说教成为了她纯真的信仰。为人处世总是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中她都是排头兵。 从入党的时候起,她便没有了自我,为了不把路走偏,她自己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党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自己从没有分析过对与错,也没有感觉过错,更没有怀疑过错,好像是一个机器人似的。坚信共产党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说实在的,她从小确实很招人喜欢的,也比较懂事又仁义守本份,街坊四邻以至全村的乡亲们无人不夸。 本来如果不入党不当干部,她也许永远会给乡亲们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可是入了党当了干部以后,一些事情就由不得自己了,就像着了什么魔。好端端的一个大姑娘,原来的腼腆温柔都扔到爪洼国去了,变成了一个不讲情面唯党是命的二愣子。 有几件事使她现在一提起来就感到愧疚。可是在畸形的社会里,党性一定战胜人性,这永远是不可改变的结局。 在当年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个村子为一个生产大队,以下分成各个生产队。那时农民的生活极端困苦。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远远不够,家家都是用野菜和树叶与粮食搭配在一起才能勉强度日。 村里的一名乡亲,在生产队负责喂猪。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上顿不接下顿。有人举报他在喂猪时时常用瓢子偷喝猪食,把他告到了大队里。 她说她很清楚这个人家里穷的叮当响。人不是在极端饥饿时有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大年岁的人真够可怜的。就是她自己不也是经常挨饿吗?这样的事情也应该理解呀。这时当她人性的一面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又警觉起来。不行!猪食是社会主义的,作为一名党员,必须坚定的捍卫社会主义。她就大会小会点名批评他,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广播他,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他,社会主义猪嘴资本主义人嘴的胡乱上纲上线。对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善良的乡亲,她表现得很超脱,很革命。 粮食不够吃,钱就更难了。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年终结算时工分还不抵口粮钱。除了在生产队上工以外不允许做别的事情,一买一卖就是投机倒把罪。有时乡亲们也偷偷摸摸的种点儿什么去卖钱,但是如果被发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是跑不了的。有时胆子大一点儿成份也好的就敢冒一把险。就像她三婶家,那年春天就偷偷摸摸的在自家房后弄了一个小白薯炕,准备育一些白薯秧子苗卖几个钱。结果被发现后,她就领着几个党员毫不留情的给扒了。 回来后她自己心里又很难受,觉得过意不去。三婶自家的院子自己辛勤劳动,碍着谁了?管那些事干什么?想起来小时候经常吃三婶家的饭呢,多对不起三婶啊。可这个念头一冒出立刻又被打了下去。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果碍于亲情,如果容忍资本主义泛滥,就是对共产党的犯罪。哪个大哪个小,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啊。 本来很和睦的叔叔侄女关系,两个血缘关系很近的家庭,从此变得疏远。 她的心已经被扭曲了,每次的较量最终都是党性战胜人性。离乡亲们越来越远……那段历史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 后来她走出了山沟上了大学,读的书多了,对社会少了一分盲从,对人生多了一分理性的思考。人性在她心里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她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在一所学校里担任教学工作,后又担任一段时期的学生科党支部书记。 98年长江洪水泛滥成灾,组织军队抗洪。她在参加局里党校学习时,党校把部队的抗洪事迹作为学习的教材播放。当她看到波涛汹涌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和自己学生年龄相仿的年轻士兵纵身跳入激流被卷走而失去生命时,心里感到揪心的难受。身为母亲的她一想到如果他们是自己的学生是自己的孩子……,她不敢想下去。 在谈感想的讨论中,她随便说了几句:“眼看着激流湍急,汽车都被冲走了,人跳下去明明是没有用的,只能是白白送死。这不是没有人性嘛”。这时她受到了辅导员严厉的批评,“共产党不能讲人性,只能讲党性,党让你跳你就必须服从”。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批工人下岗,工厂发不出工资,退休金长期拖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党中央为了转移公众视线,重新树立党的伟光正形像,迫切需要制造出一批英雄来,来缓解社会矛盾。这场洪水泛滥来的正是时机。士兵的死是形势的需要,是塑造党的形像的需要。 再有一件事。六四那一年,她作为学校里推荐的市级优秀教师和模范党员的材料已经上报到市里,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了。在这以前她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这一称号。 可是在六四后七一前的某一天,市里派人来学校召开座谈会,让大家谈对六四的看法。座谈会上她并没有提到任何敏感字眼,只是说“我们市长呼吁保持人心稳定,保证市场供应,保障人民的生活,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之类的话。她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说的话有什么直接的表露,尽管她对六四共产党没有人性的屠杀学生的镇压确实有她自己的看法。 后来市里开表彰大会,市级优秀教师却没有她的名字,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这件事过去了很久,已经升任为局党委书记的原学校党委书记才向她说明她的名字被拿下了,是因为她反对六四时军队进城,对六四事件态度不明朗,党性不强的缘故。实在是委屈,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她想起了那次座谈会上自己说过的话,一定是此原因无疑了。 在那个社会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性永远是服从于党性的,党性是绝对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这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党性永远高于人性,高于理性,高于良知,高于道德,高于亲情。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人性与党性的较量中,人性是必败无疑的。否则,你就达不到其标准,你就无法在那个环境中生存。 〔原题:人性和党性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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