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六年过去了。虽然那枪声和火光，那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们的躯体还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那场屠杀，至今还是一个谜。因为中共政府封锁信息，拒不公布死者名单。但是，人民绝不会因为当局掩盖真相就忘记那些无辜的遇难者。

有血有泪，纸重千钧

不久前，朋友寄来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接到书的那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她的书，以后再细读。但刚翻了几页，就放不下来，手中的书越来越沉重。这是一本“六四”遇难者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书，这是一部凝聚着年轻的生命的碑文。丁子霖的年仅17岁的独子蒋捷连死于“六四”屠杀。面对当局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用谎言掩盖“六四”真相的卑劣，丁子霖克服各种阻挠和困难，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户地寻访“六四”死难者的情况。在过去的五年中，她终于寻访到了96名遇难者和49名致残者的个人情况。她将这些第一手资料编辑成书，用表格方式，列出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生前单位、遇难经过和家庭情况，并有她写的寻访这些家属过程的文章。

对于“六四”惨案，外界只是通过媒体对宏观场面有所了解，而对遇难者的详情，则罕有所闻。这本书里的许多细节都是以前未公诸于世的。这本书所披露的死者年龄之小，当局镇压手段之残忍，和当局对遇难者家属的恐吓与折磨，都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风华正茂，死于血泊

在“名册”中的96名遇难者中，22岁以下的就有28人。19岁以下的达10人，他们像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一样，仅是高中学生。书中有蒋捷连生前与他父母的合照，他比父母高出一大截。一个健康、英俊的小伙子，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梦想与憧憬的微笑着的青年，人生还没开始，就被子弹射杀。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女性是19岁的张谨，她是北京职业高中毕业生。书中有一张她生前的照片：她依偎在一辆汽车前，戴着鲜红的围巾，甜甜地笑着，洋溢着天真和青春活力。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清纯的少女，竟被子弹射穿头部，死于血泊之中。

几天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妻子的毕业典礼。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纵情欢呼，将博士和硕士帽向天空抛掷，并将威斯忌酒向人群喷溅的欢乐场面，我不禁想到那些倒在天安门广场的孩子，如果他们不被子弹夺去生命，现在也该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也会这样兴奋地走出校园，去创造斑斓的人生。但他们的血肉却永远地与天安门的土地联结在一起，死得那么早，死得那样惨。

在“名册”中，有很多是应届毕业生。22岁的吴国锋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他是父母的独子，来自四川一个贫穷偏远的县城，是该县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考上大学时，全县几十人给他送行。全县才出这么一个大学生，竟死于枪口。清华大学建筑系应届硕士研究生何洁，被称为“神童”，他15岁上高一时就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大学本科生。遇难时他已学完硕士课程，还不满22岁。人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这些才20岁上下的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被邓小平苍老的手残忍地一支支掐断了。

疯狂坦克，疯狂政府

在“六四”屠杀中当局是否使用了“炸子”，即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射入人体后爆炸的“达姆弹”，一直众说纷云。丁子霖的“名册”这次提供了准确的证据：有8人死于“达姆弹”。被这种特殊子弹打死的大学生钟庆和安民都是半边脸被炸飞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张汝宁和市民杨明湖都是腹部中了“达姆弹”而死亡。杨明湖的膀胱和骨盆被炸得粉碎。善良的中国人当初还以为当局用的是“橡皮子弹”，但“解放军”却用了比一般真子弹更可怕的“炸子”。

同样残忍的是戒严部队的坦克竟横冲直撞，将人活活碾死。看过“六四”时电视新闻报道的人都会记得，当晚在长安街上有一辆疯狂飞弛的坦克。据丁子霖的寻访调查，仅是这辆坦克，就碾死四人，压残八人。这死伤的12人都是大学生。22岁的田道民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学生，当夜清晨，他刚刚写完毕业论文，走到六部口，就被坦克碾死。21岁的王培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八八级学生，他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前排，走到六部口，被迎头冲来的坦克当场碾死。王培文的同班同学，年仅19岁的董晓军走在队伍后面，被由后至前的坦克撞倒，尸体被轧碎。在战场上，战士被坦克碾死的也不多见。让人难以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19岁的孩子，竟被坦克有意地从后面追上来活活地压倒碾死。子弹有时可以不长眼睛，但开坦克的人通过仪器是清楚地看到坦克外的一切的。这名军人要有多么邪恶的心才能干出这样毫无人性的事。而中共的领导人们要有怎样的兽性心肠，才能下出这样的杀人命令。

同样悲惨的是，有的学生被坦克碾成了终生残废。23岁的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见到坦克向人行道上的女学生压来，为抢救同学，他的双腿被坦克碾得血肉模糊。在医院，他的两腿从大腿根处被截去。他酷爱体育，坐在轮椅上，仍苦练铁饼投掷，五年后终获全国第一的成绩。当他参加国际残废人比赛时，当局得知他是“六四”之夜致残，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 血腥之夜，故意杀人

“名册”中，附有丁子霖写的多篇记载死者遇难经过的文章。那些沉重的铅字，刻记着那个夜晚的种种血腥：

19岁的北京市五十七中学高三学生叶伟航，右肩和右胸中弹后未死，倒地后右脑又被士兵补了一枪。20岁的北师大经济系学生熊志明，和班上一女同学躲进一个胡同，戒严部队士兵追进胡同，将他们俩人都射杀。

24岁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见到戒严部队与群众对恃，为防止流血，上前劝说军人不要开枪，刚走到戒严部队前，一军官拔出手枪射中他的左胸致死。医生从枪口也研判出，他为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段昌隆的父亲段宏炳是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他44岁才得这一独子。段昌隆的死使段家断了后。段昌隆也是北洋军阀段琪瑞的侄孙，他的遗骨安葬在京郊万国公墓，与他的叔祖段琪瑞的墓在一起。当年段琪瑞镇压学生，在北京执政府前打死了40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事隔63年，他的侄孙风华正茂，也是学生，在同一地点被中共政府枪杀。段琪瑞九泉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六四之后，继续屠杀

“六四”过后，北京政权操纵宣传机器，称屠杀为“平暴”，说是“迫不得以”。最近在海外也有人批评学生当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太激进，因为他们阻碍了政府的“清场”才刺激当局使用了武力。丁子霖的“名册”证实这些说辞都违背事实。因为“六四”过后，学生已完全撤出了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也没踫到“迫不得己”的情况，但仍有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北京时间六月五日凌晨，21岁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他学院门口，被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弹射中腹部，另一枪打断大腿动脉。当时未死，还向同伴说了一句；“当心！军车还没有过去！”同伴把他抢救到校门内，血流一百米，死去。

六月五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萧杰，在行走至北京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越过了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他站住，随后一梭子弹从后背穿胸，他当即死亡。年仅19岁的萧杰是他父母的独子。

六月六日，即“六四”屠杀过后第三天，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戒严部队又杀戮平民，致使三人死亡，三人致残。该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13岁的男孩放学回家途经木犀地地铁口时，遇到几辆坦克。突然一辆坦克用机枪向四周扫射，小男孩胳膊和腹部中弹。行人欲将小男孩抬送医院，坦克上士兵举枪威胁，不准向前救护。孩子倒在血泊中抽搐呻吟约半小时，一位老者实在忍不住，向戒严部队高喊“拥护平暴”，并哀求说，“这孩子还小，不是暴徒，让我把他送到医院吧。”才算获准。在复兴医院手术七个小时，孩子命保住了，但成了残废。

六月六日晚上，五男两女七个青年在走到南礼士路时，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后一排子弹，将五名男青年射倒在地。送医院抢救后，五名青年有三人不治身亡，两名致残。

六月七日晚上，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另五名青年（三男两女）在经过北京儿童医院时，被戒严部队喝住，在一阵射击中，安基和另一青年同时中弹身亡。两名女青年因跪地求饶才幸免一死。

即使按照北京当局的说法，“六四”屠杀是“迫不得己”，是为了天安门清场的需要，但六月四日以后对平民的这些故意杀戮，又怎样解释呢？

暴政不亡，天理何在

中共当局在屠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后，还继续对死难者的家属进行恐吓和折磨。“名册”列出的96名遇难者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和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死者家属姓名、直接与外界联系。为什么其它94名遇难者家属要保持沉默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自己的家人死了，他们还不敢公开身份，寻求一点资助？而且他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孤儿寡母，支撑度日。27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萧波遇难时，留下一对才出生70天的孪生子27岁的北京市煤气公司车队工人王建平遇难时，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才八个月。北京弹簧厂汽车队队长周永齐遇难时，他妻子刚分娩15天。他们多么需要外界的支持帮助啊！但当局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他们，不准他们公开遇难者家属身份，说出实情。萧波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孪生子几年来一直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原因是“北大”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准透漏萧波的遇难经过；不准披露她是遇难者家属；不准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住在学校的房子。不要说公布死者遇难的经过，即使遗体火化，也要有公安局开具的不是暴徒的“身份证明”。丁子霖在她的书中写道：当局“对有些死者家属实行监控，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监视死者家属与外人的接触和来往信件。有的家属不时受到盘问。连清明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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