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14周年前夕，凌锋接受大纪元采访，谈论六四、江泽民与诉江案。以下为访谈纪要。

凌锋：我香港那时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若干年以后中国要收回香港，我等于说在北京发生任何事情，将来肯定可能是在香港发生，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六四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能够改变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民众、学生意见，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来北京收回以后香港就会觉得安全一点，比较太平一点，大家之间的差距就会少一点，所以当时我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是抱著这个心理。你讲难听一点就是说为了我们自己香港的利益，讲好听一点，中国民主运动能够成功，对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们当时抱著这个态度。那同样的，我觉得中国也是缺乏新人，我觉得这个随时可能，可能会镇压，所以当时就是发生这个，我是4月15号，就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喝午茶的时候，在饮茶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来通知我们，胡耀邦去世了，所以当时我们，我是跟张五常教授在一起，当时我们就估计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国可能会出事，所以当时就立刻打电话给方励之，因为我不认识方励之，张五常就关照方励之，中国出什么事，你都不要出来，你一出来，他们可能就要抓你，这是4月15号就胡耀邦去世那天我们顾及到会出什么事，而且4月15号那天开始以后，我就不进中国大陆，因为我知道我写这个中国大陆很多问题，随时他们可以抓我什么反革命煽动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进去，你要抓我也没办法抓，因为我已经知道中国大陆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什么很好的结果，但是大概我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子用机关枪、坦克来收拾，我就想可能最后压平了以后，把几个为首的抓起来，但是没想到居然是用这种武力这样子镇压，所以对我来讲也是进一步认识共产党的本质，就所谓改革开放，他只是要钱，要钱来巩固他统治，其他的对不起，还是照旧，共产党那一套。

记者：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您最近写的一本新书《告别江泽民》，对江泽民在六四中间采取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凌锋：江泽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吧，第一个他带头把那个鼓吹改革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早报把他封杀，因为他当时是上海市市委书记，把那个封杀了，意思就是很明显，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对的一方，对这个学生的民主运动是抱著一种敌对的态度，也正因为他这样子的一种作法，得到中共高层的赏识，不是高层是元老，这些元老的赏识，当然还因为他以前一直很会拍马屁，当时陈云啦，李先念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邓小平，江泽民都很会奉承他们，所以当赵紫阳位子已经不稳以后，因为他们知道赵紫阳当时已经是比较是在同情学生这一边，他们马上把江泽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参与以后镇压的决策，所以后来六四的镇压，包括开枪，我相信江泽民在里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那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鹏，江泽民在二线，我想这个也是邓小平老谋深算，他让这个李鹏出来做坏人而保留江泽民，镇压完了让江泽民出来，群众那种抵触情绪、抗拒情绪就会相对比较温和，觉得江泽民可能会比李鹏好一些吧，因为他可能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屠杀，这样子就是对稳定比较有好处。但是后来江泽民的表现，一个他坚决不肯为六四平反，一直认为这铁定不能动，这是一个，就是开始他对六四的镇压他卷入是比较深的。第二个，还有这个镇压法轮功，他有血债，输赢他能够镇压法轮功，说明他当年六四肯定也参与了，所以他觉得镇压这种来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镇压，六四学生也是这样，你法轮功信徒也是这样子，要不然法轮功这个问题不可能中共这个政治上，一个来讲是你要做出个大的行动以前应该是经过反复思考，经过很长的时间来考虑，他很快就425以后马上就是到7月份就镇压，这里面没有太大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斗争，或者应该是事先大家先谈判能不能和平解决，他完全没有做这个功夫就决定镇压，所以他观念里面根本没什么人权的观念，他觉得只要跟他唱一点对台戏，他要镇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这个问题，从法轮功问题可以证明他在六四上肯定是也参与到一面。

记者：您怎么看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最近法轮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起诉江泽民？

凌锋：这个我相信他当然是一种恐惧，一种是当然也非常愤怒的，所以我想江泽民十六大以后不肯把权力全部交出来，有相当的因素就是怕法轮功将来对他，等于说要跟他算帐，因为他现在如果作为，他枪拿在他手里至少这些异议人士可以镇压，即使胡锦涛想给法轮功平反或怎么样，他都可以阻止胡锦涛这样子做，如果他完全权力放弃，万一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对法轮功觉得是应该采取比较妥协的态度或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对江泽民就非常不利，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历史上很多独裁者的下场，从那个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一直到印尼的那个苏哈托，都是镇压到最后他们就完蛋了，所以他对这个权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话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话，他死了也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这个权力，我想他有这个意图，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从中国存在的一些现状，您有没有看到一些中国老百姓的希望？

凌锋：从希望来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总是越发展越好吧，我们也讲这个民主潮流是浩浩荡荡，民主国家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就从这里面来看，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会讲如果说乐观的话就是审慎的乐观，这要非常谨慎，走的这个路，相当曲折，这时间是相当长，这里面我就觉得当然是因为中共太坏了，他掌握了资源，全国的资源都他掌握，要改变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要负上一点责任，中国老百姓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很坏的一个统治者，长期欺压他们、长期骑到他们头上，我想这个中国老百姓要负责任。但是怎么负责呢，当然中共对老百姓长期的宣传有关系，那本身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即使是说有一点民本思想，什么君为亲、民为本，虽然有这种思想在内，但本身他还是有一个君字，就是老百姓觉得皇帝还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就算这个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够照顾到老百姓，这皇帝还是要的，这本身并不是说我是主人，民主我是主人，他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就能够容忍共产党这个统治，统治得再坏只是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共产统治之下我想，毛泽东开始觉得很好，后来觉得他不好，不好那怎么办呢，不是想著怎么去推翻他，那希望最好是周恩来上来，周恩来比毛泽东好，那这个想法，那周恩来死了，希望邓小平能够好，江泽民出来，江泽民出来的时候会说，江泽民好像比李鹏好一点，就是缺乏一种，你要把整个制度应该把他推翻，不过连我这种都有这种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加，该怎么想法，我想更加，因为在外国，中国政府做得这种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罢工了，早就起来造反，中国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就是给一种人治观念，一种要皇帝统治他，就是好皇帝这种思想，我看是相当难改变，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中国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负上一点责任，那这种讲话可能比较残酷一点，但是好像实际情况也是确实如此，所以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现在四年来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甚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人心道德方面…。

凌锋：我觉得这点法轮功做得很好，这也是我们长期在失望当中看到的一点希望，我自己感到这个民运队伍越来越弱，越来越缩小，被中共逐渐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头头越来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国政府给你抓一些钱，他就完全可以背离以前的一些理念，所以感到我们似乎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朋友越来越多，像是法轮功在中共镇压下没有屈服，我觉得很值得敬佩，特别是他们的奉献精神，我觉得中国民主运动缺少一个奉献精神，而且要讲这个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并不健全，参加民主运动就想去找钱，用这个找钱来是为了，你不是献身民运，好像是为了，搞民运是为了去要钱，维持自己生活，当然能够共事融合，能够有利民主运动又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维持自己生存，我想法轮功就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献来支持对抗中共暴力，所以我觉得从道德层次上，我觉得法轮功的道德层次是相当高的，也就是真善忍这种精神，我想这种道德品质的人如果能够扩大的话，对改造中国整个的道德沉沦，我想是会有好处的，但是我也接触好多民运朋友，法轮功真善忍这个忍字他们不太能接受，他们觉得共产党就迫害我们迫害这样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有忍啊......当然我也理解法轮功不能够主张用暴力，是吧？

记者：请谈一下您最新出版的《告别江泽民》一书。您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凌锋：因为十六大本来讲这个中共权力转移，那江泽民无论怎么样权力就应该转移给新的领导人，但是我们事先也知道江泽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权交出来，那怎么不肯法，这里面都可以注意，很多讲话，开始他连总书记国家主席都不肯交，后来讲他是愿意全部交出来，但是要成立一个什么国家安全会议，他担任主席，凌驾在国家主席跟总书记、军委主席之上，当然也有讲话就是他保留军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那最后是这个保留军委主席职务，但是不管是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另外就是党章上面还要说明什么三个代表，让他好像做一个精神领袖，永远保持在中共党章里面，此外据说在一中全会上又通过决议，说他必须重大事件都必须由他拍板，那不等于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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