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合法是指合中共当局之法，而且是合中共解释、定义之法，那么，中国民运并没有所谓合法性崇拜的问题。如果有合法性崇拜，则八九民运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是以悼念胡耀邦的名义举行“非法”集会，紧接下来是学生成立“非法”组织，然后又是所谓“非法”占据广场，等等。《北京之春》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按照中共的“法律”，在国内传播就是“非法行为”，可是，有几个人真认为这是非法行为呢？

有些异议人士表示他们要在现有法律之内坚持合法斗争，这是否意味著他们认同中共之法，认同非法之法呢?不一定，要看上下文。事实上，绝大部分声称要在现有法律之内坚持合法斗争的人士，他们的意思是，坚持中共现有法律之内也写有的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法律，但绝不是按照中共对这些法律的错误解释，而是按照这些法律在宪政和法治意义上的正确解释，也就是按照这些法律在法的本来意义上的正确解释。因此，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会说我们是合法的，而压制我们的当局才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对法的解释和定义恰恰违犯了法的意义，因此我们说他们违犯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

一旦我们明确了合法与非法的确切含义，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争论，其实有很多只是出于语义的混乱。有些人主张也要采取非法斗争(例如成立地下民运组织)，但他们所说的非法，实际上有不少(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原应属于合法(结社自由本属基本人权，本来当然是合法的)。而另外一些人反对这种“非法”斗争形式，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他们认定其为非法，而是认为它不策略，难有实效，又容易给当局镇压提供借口。他们所说的“合法”，是指那些连当局也无法完全否认其合法性，从而也不得不留下的某种在现阶段就可以公开抗争的活动空间。

我并不是说，关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之间的种种争论完全都是出自语义混乱。我只是强调，如果我们希望这场争论取得成效，首先需要澄清语义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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