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啊！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嚷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广安人，５４岁（１９８６年），中学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苍老。她说，老杨走了这么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却仍然生活在那场噩梦中：不敢出门，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动静，心就紧张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里惊叫着骇醒，醒来又独自痛哭一场。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杀了；我是第三批，手脚快一点，脑壳也就掉了，跟老杨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杨天顺，木易杨，四十年代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既没从政，也没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回到他的家乡，一直在道县中学教书。老杨多才多艺，画画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处都在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别人请他画毛主席像，那时的毛主席叫红太阳，头像四周要画得金光闪闪，老杨也认认真真画了金光。可人家说，那是箭头。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样的学校毕业的，怎么说得清？把他开除回家劳动改造已是宽容的了。我和孩子们仍然留在县城里。

老杨的老家在道县祥林铺公社，我以前也去过，那是一个古镇，交通比较方便，是湖南通往两广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带着儿女去乡下探望他，他十分高兴。记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参加“双抢”从田里回来，喝了两大碗稀饭，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刚睡，村子里响起了哨子声，好急。我对他说，老杨，听说农村有的地方在乱杀人呐，你要小心点。他懒洋洋地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每天都去队上看报哩。”话还没说完，外面就闯进来几个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闯进一些人来，二话没说，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杨同许多人一起被关在离祥林铺公社不远的一所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很热，汗味、尿味混杂在一起，很难闻。下午四点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枪的人开始点名。叫一个出去一个。其他人只能低着头跪在教室里。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刚出门，便被几个民兵按住，用绳子死命地捆起来。大约老杨忍不住说了句什么，一个姓杨的头头抄起一块砖猛打他的胸部。老杨的肋骨被打断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声音好怕人，至今还在我耳边绕来绕去。我抬起头看，门口拿刀的一声大喝：“不许看，低下头！”我就低下头，用牙齿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来。

老杨他们是第一批被杀的，一共拉出去１２个人，拖到不远的鸟崽塘边，用马刀砍死的。又过了几天，叫出去３６个人，也是拉到鸟崽塘边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几个女人了，他们准备第三批杀。那几天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我怕死，我跟他们说，我只是杨天顺的家属，我是城里人，我甚至不是道县人，我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们放了我。可有谁听呢？我好悔啊，悔不该这个时候跑到这个杀人窝里来。杀第二批人时，正是中午，太阳狠毒，他们把３６个人拖出去后，天突然变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女人缩在教室里说：“听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搁了时间，他们杀了３６个人后，没来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们几个女人去埋尸。我平时胆子很小，连死人都不敢看的，但这时为了留条命，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鸟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尸体时，我的脚直发软。那场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３６个人的眼睛都是紧紧闭着的，大概是被处死时，太残忍了，他们不敢看。我们是拿着发给的油茶树木钩，把尸体一一拖进塘边的土坑里的。忙完后，坑里已堆得满满的。押我们的人在上面盖了层薄薄的黄泥，就算了事了。我们中间有个中年妇女的丈夫也死在里面，她一见到丈夫的尸体，立即就瘫倒了。后来听说这个女人疯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过了两天，轮到杀我们第三批人时，解放军６９５０部队的人到了乡下制止杀人。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把看守我们的人喊走了，我们也就这样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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