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縣。那是暴雨驟來的前夕，沉悶的空氣中顫慄着緊張和惶恐。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淨與輕快，不堪重負似地喘息着緩緩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着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飢餓的魚羣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着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牆頭，一羣孩子競相點數着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着個尺來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佈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鄉下，村口渡頭，一切行人過往的地方，崗哨密佈。荷槍實彈或扛着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動靜，他們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份？」於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訊。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因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爲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倖免於難。陳某被釋放後，連夜逃出了道縣，一去不肯再返鄉。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２２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這個年輕的學子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勳，１９４２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１９４９年後在道縣當教師，並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緣故被開除回家，這時已同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二兒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裏面。蔣曉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哪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與其父親和幾十個地富及子女一同殺掉。

那是怎樣一幅殘忍的畫面啊！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

可是，誰是他的同志，又有誰聽他的呢？這個不識時務的青年知識分子！顯然，民兵聶某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蔣曉初的頭顱。接着，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屍首被踢進了河中。

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即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學校停課，商店關門，工廠停工。人們上街行走，或到街頭看大字報，只要一陣旋風颳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人立即驚呼着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人們的心絃已繃緊到一碰即斷的程度。每到黃昏，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到家中，把門拴緊、抵牢；頭上的橫樑上鋪着棉絮棉衣之類——擔心亂飛的流彈從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來。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污染的河水了。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爲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平常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無非爲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貼出了「爲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發生在湖南道縣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被拋棄遺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慄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歷史牢牢沉澱於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子又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曲曲地向前延伸，詢問着這腥風瀰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兒的飢啼、還有散落於河畔讓河水溫柔拍打的一具具殘骸……

翻開這頁血腥的歷史既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歷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當權者和大大小小的歷史學家們對這場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麼都沒發生，一切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我們的民族經歷過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我們已經習慣了麻木和遺忘。１９８６年７月，當筆者來到湖南道縣——這個二十年來，一直縈繞於魂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道~縣縣城與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到處是花花綠綠的個體攤檔、人聲喧嚷的農貿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瀟水河倒映着專治陽萎不舉的廣告，以及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

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二十年啊！

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麼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來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彙報。聽着聽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似乎要怒吼幾聲，但他不知道衝着誰去。他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能宣揚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時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探親。零陵地委書記向他彙報「文革」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位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樣幽默，老老實實答道：「沒有哇，沒聽說過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氣憤地說，「殺了那麼多人，無發（法）無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祕密採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一些人員——該工作組成立於１９８４年５月，陸續抽調了１３８９名幹部，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從未對外公開。我們是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面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筆者將在後面的篇章寫到。這裏，讓我們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字，對那場殺人運動的「成果」作一個簡要的概述：

道縣殺人事件……從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歷時６６天，涉及１０個區，３６個公社，４６８個大隊，１５９０個生產隊，２７７８戶，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殺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殺３２６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１０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殺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殺１３９７人；另外，致傷致殘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３５７６人，四類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貧下中農１０４９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７８歲，最小的才１０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爲１０種：

１、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２、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４、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５、丟巖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８、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燒（含燻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些數字，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又有什麼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當然無法理解這場血腥的殺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歷史背景。筆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討，因爲在這篇調查報告裏，我們只想揭開厚重的歷史面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它發生過，的的確確發生過。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歷史的厚重煙雲包裹住的民族傷疤，是不爲當政者所見容的，甚至不爲一些「愛國」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無辜的慘死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部份，我們的手足同胞！這場血腥的大屠殺的深層原因是什麼？爲什麼道縣尤爲慘烈？誰是這場大屠殺的真正凶手？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動亂」、「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等含混的詞句搪塞過去的。然而我們能做的只是儘可能地記錄下這段歷史，並期以給那些無辜慘遭迫害和慘死於屠刀之下的同胞討個說法，警醒我們這個樂於健忘的政府和善於遺忘的國民。

一位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詢問一個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兇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並沒有參加剝削呀？」「人在心不死，遲早要復辟的。毛主席說的哪裏會錯？」另一個兇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話作何感想?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廣安人，５４歲（１９８６年），中學圖書管理員。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還要顯得蒼老。她說，老楊走了這麼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卻仍然生活在那場噩夢中：不敢出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麼動靜，心就緊張得要跳出口。常常半夜裏驚叫着駭醒，醒來又獨自痛哭一場。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殺了；我是第三批，手腳快一點，腦殼也就掉了，跟老楊一起去了…

我丈夫叫楊天順，木易楊，四十年代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畢業後，他既沒從政，也沒跟國民黨跑到臺灣去，他回到他的家鄉，一直在道縣中學教書。老楊多才多藝，畫畫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處都在寫毛主席語錄、畫毛主席像。別人請他畫毛主席像，那時的毛主席叫紅太陽，頭像四周要畫得金光閃閃，老楊也認認真真畫了金光。可人家說，那是箭頭。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樣的學校畢業的，怎麼說得清？把他開除回家勞動改造已是寬容的了。我和孩子們仍然留在縣城裏。

老楊的老家在道縣祥林鋪公社，我以前也去過，那是一個古鎮，交通比較方便，是湖南通往兩廣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帶着兒女去鄉下探望他，他十分高興。記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參加「雙搶」從田裏回來，喝了兩大碗稀飯，就躺下來休息一下。剛睡，村子裏響起了哨子聲，好急。我對他說，老楊，聽說農村有的地方在亂殺人吶，你要小心點。他懶洋洋地說：「哪有這樣的事，我每天都去隊上看報哩。」話還沒說完，外面就闖進來幾個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闖進一些人來，二話沒說，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楊同許多人一起被關在離祥林鋪公社不遠的一所學校的教室裏。裏面很熱，汗味、尿味混雜在一起，很難聞。下午四點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槍的人開始點名。叫一個出去一個。其他人只能低着頭跪在教室裏。第一個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剛出門，便被幾個民兵按住，用繩子死命地捆起來。大約老楊忍不住說了句什麼，一個姓楊的頭頭抄起一塊磚猛打他的胸部。老楊的肋骨被打斷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聲音好怕人，至今還在我耳邊繞來繞去。我抬起頭看，門口拿刀的一聲大喝：「不許看，低下頭！」我就低下頭，用牙齒咬住嘴脣，直到咬出血來。

老楊他們是第一批被殺的，一共拉出去１２個人，拖到不遠的鳥崽塘邊，用馬刀砍死的。又過了幾天，叫出去３６個人，也是拉到鳥崽塘邊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幾個女人了，他們準備第三批殺。那幾天我不知自己是怎麼度過的，我怕死，我跟他們說，我只是楊天順的家屬，我是城裏人，我甚至不是道縣人，我歷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們放了我。可有誰聽呢？我好悔啊，悔不該這個時候跑到這個殺人窩裏來。殺第二批人時，正是中午，太陽狠毒，他們把３６個人拖出去後，天突然變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女人縮在教室裏說：「聽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擱了時間，他們殺了３６個人後，沒來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們幾個女人去埋屍。我平時膽子很小，連死人都不敢看的，但這時爲了留條命，爲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們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鳥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屍體時，我的腳直髮軟。那場面，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那３６個人的眼睛都是緊緊閉着的，大概是被處死時，太殘忍了，他們不敢看。我們是拿着發給的油茶樹木鉤，把屍體一一拖進塘邊的土坑裏的。忙完後，坑裏已堆得滿滿的。押我們的人在上面蓋了層薄薄的黃泥，就算了事了。我們中間有個中年婦女的丈夫也死在裏面，她一見到丈夫的屍體，立即就癱倒了。後來聽說這個女人瘋了，整天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輪到殺我們第三批人時，解放軍６９５０部隊的人到了鄉下制止殺人。幾個穿黃軍裝的人把看守我們的人喊走了，我們也就這樣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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