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難盡十三年

文章道，十三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這個變化，就是中國共產黨主動放棄了共產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在共產黨「一黨領導」或「一黨專政」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據《福布斯》2002年中國首富排行榜說，前一百名富豪擁有的財產達一百九十億美元。這一百名富豪中，有三名就是「十六大」代表。這三人是沈文榮、昝聖達和孫甚林。

十三年中，中國資本外逃數額巨大。與政府批准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不同，資本外逃是各國貨幣當局明文禁止的資本流出行爲。北京在紐約主辦的《僑報》，在「十六大」召開前的十二天，即十月二十七日，刊登了一篇分析近十三年來中國資本外逃的長文。文章說，九十年代以來，資本外逃「有愈演愈裂之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四千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五十多億在逃。」但「貪官的攜款外逃不過是中國資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財政喬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表明，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資本外逃分別爲三百六十五億和三百八十八億美元。」一九九九年爲二百三十八億美元。「而有經濟學家則認爲，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已達四百八十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四百零七億美元。」

十三年，是中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十三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承認，中國貧富懸殊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近一千萬國企下崗職工、八千五百多萬文盲、近億民工、三千萬農村貧困人口以及兩千多萬城市貧民構成了「弱勢羣體」。

十三年，也是非政治領域中充分自由化而在政治領域加強控制和鎮壓的十三年，是江澤民的前任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的十三年。總之，十三年的中國發生了鉅變，造就了一個既不同於歐美、又不同於港臺的「資本主義」，是市場受到權力分割、充滿早期資本主義弊端、兩極分化嚴重、備受馬克思老爹責備的「資本主義」。

江澤民十一月八日的政治報告，是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的任期只有五年，江澤民偏偏要大講「十三年」，也就是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以來的「十三年」。江澤民在報告中總結了十三年中的十條「十分寶貴的經驗」。按他的說法，這十條經驗，歸結起來，就是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現在，十六大正在召開，我認爲，應當揭穿江澤民把「十三年」鉅變說成是「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下的成果的謊言。

中國「十三年」鉅變，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性鉅變的一部份。這場全球性鉅變，在蘇聯東歐導致了共產黨政權的崩潰；在西歐和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弱。在中國，由於鄧小平面對共產主義在全世界消亡的大趨勢，爲了保住「六四」後動搖的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劃經濟，爲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了大門。當我們以「遙感歷史學」的觀點看近十三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這場變革時，我們會看到，雖然在有些國家實現了民主化，但不是民主的全面勝利，而是資本主義作爲一種「經濟制度」在全球的勝利。在近十三年的歷史鉅變中，可以看到有兩種模式：一是由「非共的民主政權」推動的「非共化」，一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的非共化」。中國大陸，在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就是第二種模式的典型。

五年前，我在《遙感歷史學》一文中說：「近幾個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創造巨大生產力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逐漸壯大的人類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在蘇聯、東歐、中國等國，共產主義革命在爲人類展示出一幅美好圖案的同時，不時地傳出種種令外部世界難以置信的災難和暴行。

北京的『六四』大屠殺終於使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最後存在的理由。杜勒斯消滅不了共產主義，而共產黨人鄧小平卻成了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六四』後一個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宣佈爲納吉平反，『六四』後二個月，波蘭議會選出了首任非共總理，『六四』後四個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佈解散，『六四』後五個月，柏林牆終於倒塌，『六四』後六個多月，羅馬尼亞國家元首、共產黨首腦被處決，『六四』後二年半，蘇聯大帝國像玻璃掉地一樣裂爲十五個碎塊。

當『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時，中國開始加速私有化運動，計劃經濟被市場經濟所代替。從『遙感歷史學』角度看，在世界範圍內，『六四』促成了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在中國大陸，暫時形成了一種『不要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專政』局面。」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創造巨大生產力，而「六四」加速了中國的非共化和資本主義化，這一切怎麼能說是江澤民這位五十年代的上海肥皂廠副廠長的「三個代表」的結果呢？

「六四」與「八九學運」是兩件事。沒有什麼「六四民主運動」。「六四」純粹是一場對和平抗議的市民、學生、工人的屠殺。中國「十三年」的鉅變中，有着趙紫陽受盡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價，有着丁子霖的兒子和「六四」所有死難者的鮮血。

江澤民「十六大」報告的中心點，是把「十三年」中國鉅變歸結到「三個代表」指引上，這一騙局需要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