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一直讳莫如深的汉正街“童工作坊”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呼吁：救救这些“娃娃工”。

　　“记不清”自己的生日

　　7月13日下午3点，记者随同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等单位的20多名执法人员，悄悄进入了位于济南路25号尚未竣工的客运中心大楼。这座连窗户都未装好的“毛胚楼”的1至8层内，竟“藏”着20多家服装加工作坊，每个作坊都有10来名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的“娃娃工”。

　　在“毛胚楼”第四层的一间约40平方米的“车间”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近20台缝纫机，一侧搭起的暗楼就是娃娃们的“通铺”，空间低矮得让人直不起腰，几个小女孩紧贴着躺在地板上。3台电扇搁在桌上，没有转动。一位仙桃籍的女孩说：“没有负责人同意，不能开电灯和电扇。”“车间”的一角堆放着几只碗，碗里还剩一些饭团和腌菜，几只苍蝇叮在上面。整个房间内闷热难耐，气味刺鼻。布料成堆的车间里，唯一的灭火器却成了绑电线的工具。花季少女的宝贵生命，在这里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五名约莫十三四岁的小女孩缩在墙角，当问到她们的年龄时，来自仙桃市的作坊经营者曾凡森连忙抢着回答，“她们都是1982年生的，今年都19岁了。”孩子们也随声附和。问及每个人的具体生日，孩子们都支支吾吾地说“记不清了”，身份证也都是“忘在家里”。按规定，16岁以上的外来人口都必须凭身份证办理暂住证。但曾凡森磨蹭了半天，才拿出他本人的暂住证和房屋出租收据，孩子们的暂住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一概没有。

　　在六楼的一个墙角边，一位正在吃中饭的小女孩在执法人员的追问下说了实话：14岁的她是今年初经仙桃老乡介绍来这里打工的，主要负责缝制成衣的工序。这里的姐妹们都跟她一般大小，都是从仙桃、监利等地农村出来学手艺的。在两年学徒期间内，作坊经营者除包她们吃住外，不付分文报酬。由于每天上午作坊经营者都要销货到汉正街，而白天为了避人耳目，又不敢开工车衣，因此，她们的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夜里。她们基本上每天都是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次日清晨五六点才能休息。

　　忙得没有时间抓痒

　　7月23日，执法大队又“突袭”了汉正街艺和小区的5家“童工作坊”，查出不满16岁的童工13名。这些黑心的经营者赚钱心切，在小区里租几间房，摆几台缝纫机，招几名不用付工钱的童工，一个个“地下作坊”就开始火热生产。

　　进入租用艺和小区A-6-502号房的服装作坊内，不足2.6米高的空间里隔成两层，上面做宿舍，下面做车间，6个小女工正在低头忙碌。来自松滋市的谢姓小女孩算是“老资格”了，前年刚来这里时还不满14岁。她说，作坊负责人要求她们必须赶完当天规定的活才准睡觉，活多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小姐妹们实在困得不行了打一下磕睡，免不了会挨一顿训。今年夏天特别闷热，姐妹们浑身都长满了痱子，汗一流，痒得难受，但忙起来连抓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她当了近3年的学徒，至今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当问她们知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一个小女孩嘟哝着说：“临出家门时，妈妈交待过，当学徒要肯吃苦。我们现在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很累。但想到是为了学一门手艺，这里还管我们吃住，就觉得该满足了。”

　　“童工作坊”蔓延原因

　　“刘丽事件”引起了武汉市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从7月中旬开始，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对“童工作坊”最为集中的汉正街及其周边地带展开了大规模专项执法检查。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审理科科长段代敏对记者说，“童工作坊”在汉正街及其周边迅速蔓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汉正街服装吞吐量大、流通快，是“童工作坊”不可多得的天然货仓。绝大多数“童工作坊”都与汉正街的个体服装批发商私下订有契约。汉正街服装以价廉著称全国，作坊老板不可能从销价上赚得多少利润，“只求学艺，不求报酬”的童工自然成了他们最好榨取的对象。二是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儿童失学现象严重。加之农村家长和儿童法律知识贫乏，致使大量学龄儿童流向城市个体作坊，且自甘受虐。三是管理和打击乏力，导致“童工作坊”肆意蔓延。

　　这些个体作坊绝大多数无证无照，随时迁移，且昼息夜作，隐蔽性极强，打击非法业主、救助“童工”难以收到实效，经常是“今天东边清理，明天西边再起”。段代敏说，这几百名已解救出来的“娃娃工”，也许不出几天，就会在另一地方重新开工。如何从根本上解救这些“娃娃工”，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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