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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彻底歇了吧!红太阳下的凄风苦雨(多图)
 
姜青
 



历史学家吴晗与妻子袁震文革被迫害致死。



时任北京市长彭真文革被揪斗。

【人民报消息】毛泽东公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时,这场十年浩劫就已经注定了。其实不只是十年,其影响一直流传到今日还没有消失,因为这个体制还在,所以流毒还在。

毛的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聂元梓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错误路线』」。毛泽东的大字报点了刘少奇的名,注定了他的死必定惨烈至极。

吴晗是文革第一个自杀的高级干部,他一家四口在70年代已经少了三条人命。在他之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熬不过毒打和侮辱而自杀。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和习仲勋一样,都是因为「书」而被康生陷害,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被说成是暗骂毛泽东,最后在监狱里自杀,而给小说《刘志丹》写「序」的副总理习仲勋被康生说成是「利用小说反党」,立即一撸到底。

习仲勋被康生诬告

1952年9月,毛泽东认为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第一要员在当地势力太大,于是一个不剩都调进北京,搁在身边,史称「五马进京」。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央政府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

1962年,习近平9岁的时候,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着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先前,李建彤邀请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认为,小说中并没有把刘志丹的真实写出来,提出要把小说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但习仲勋忽略了一个避嫌的问题,因为小说以虚构人物来取代真实人物,其中一个政治部主任就是以习仲勋为原形。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避嫌,导致日后习被扣上篡党篡国罪名。小说发表之后,康生宣称《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同时,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以便把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从此,全家开始了长达16年的厄运。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康生在会议上,指《刘志丹》是用作为高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党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毛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康生在会议上,给毛泽东递了一条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毛泽东又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后来,在康生策划下,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查。1963年,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后,《刘志丹》被定性为「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其后,习仲勋在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学习」,接受审查。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被批斗。1968年,习仲勋被接回北京卫戍区「监护」。1975年5月,习仲勋解除「监护」,仍回洛阳。1978年2月,习仲勋被「解放」返回北京。

2012年11月8日,中共召开十八大,习近平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接班三年半的作为证明习近平利用这个位置为民族的未来留下光彩的一笔,也为自己留下一条生路。

从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来看,共产党留给他家的记忆只有痛苦。而甜蜜的回忆正如他的大姐齐桥桥所说,在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跟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玩游戏。而这与党丝毫搭不上杠;而与党与红太阳搭上杠的,是齐桥桥所说的,强迫下农村「接受再教育」时「苦的连死都不怕了」。

如果说是为了一本别人写的小说,而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撤销他的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关押起来,差点没枪毙,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实际上小说《刘志丹》不是小说,而是重现历史,也就是把毛当年的龌龊给揭了出来,毛受不了。

受迫害七、八年以后,妻子齐心向周恩来写信请求让全家见见习仲勋,当齐心带着四个儿女与丈夫见面时,习仲勋连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两个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而两个女儿,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也分不清了。习仲勋身上的衣服更是破洞连着破洞。习近平以及习家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吴晗与妻子袁震之爱与死

《晚报精华》2012年11期里有一篇署名文章《爱到深处是不舍》记录的是吴晗与妻子袁震的爱情故事。

文章说,吴晗第一次见到袁震,竟是在病榻上。当时,27岁的袁震虽是一位病人,但她优雅的气质、从容的谈吐,给吴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吴晗和他清华的同学们还特意一起给袁震起了一个「睡美人」的雅号。

原来 袁震在一次回家看望患肺结核的父亲时不幸被传染,也患上了肺结核,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被迫停学。因家中无人照顾,学校就允许袁震住在学校宿舍里,生活起居由她最要好的室友蒋恩钿照料。

23岁就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的袁震,此时早已是清华屈指可数的才女。 她对文学、史学都有其颇深的造诣。即使是卧病在床的时候,也经常向吴晗任编委的校刊投稿。所以,尽管她已停学,但「漂亮才女」的名声依旧在外。吴晗很欣赏袁震写的文章,也十分想结识这位多少有点传奇色彩的同系女同学。于是,便在蒋恩钿的帮助下,找到了袁震的宿舍。从此,吴晗隔三差五就来看一看病中的袁震。吴晗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在与袁震相处的过程中,吴晗对她的出众才华钦佩不已,却也因她生病而感到怜惜。他暗暗把袁震当成了红颜知己。

1934年夏天,25岁的吴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清华任教。 此年下半年,袁震的室友蒋恩钿毕业要去绥远教书。她觉得应该找一个人来照顾袁震,于是,她就找到了留校任教的吴晗。 吴晗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从此,吴晗一有时间就会到袁震的宿舍来,渐渐地,两人日久生情。

不料,这时袁震竟又得了骨结核,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对这个失学失业、病魔缠身而又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并没有避之不及,他仍然一往情深地来看望她,而且更加频繁。 袁震在史学领域,往往能提出独到见解,这一切都令吴晗佩服之至。有一次,他俩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非常敬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结果被袁震驳倒,吴晗心悦诚服。袁震知道吴晗崇拜胡适,就笑说他:「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

吴晗与袁震恋爱的消息,也开始在清华园里传播开来。同学之间对他俩议论纷纷,都说吴晗有些傻气,找了这么一位病怏怏的「睡美人」。但是,善良的吴晗并没有把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

可吴晗的母亲在家乡听说儿子在北平交了个患肺病,且瘫痪在床的女友时,老人家急坏了,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赶到北平,非要见见袁震。吴晗只得编谎言,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一听,以为那女孩的健康状况应该不像传闻说的那么严重,就在城里玩了几天后,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随后,吴晗的弟弟又找到吴晗的好友罗尔纲,请他出面劝告。那时吴晗正生病住院,罗尔纲见他爱理不理的样子,便责备他徒有孝子的虚名,却不顾母亲的伤心。听了这话,吴晗流下了泪水,他睁开眼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

罗尔纲原本以为吴晗抗拒母命,只是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而这时他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竟是袁震有重病,需要有人照看。吴晗的为人,在那一瞬间让罗尔纲深深折服。

正在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北京各大院校都开始外迁。1937年9月,不到三十岁的吴晗,应云南大学之聘要到昆明去。他很想带着袁震同去,可病弱的袁震还被固定在北京的病床上,不能下地行走。吴晗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他深沉地说: 「 我这一去虽关山万里,但绝不会忘怀你,也绝不会别情他移!你要充满信心,战胜病魔。一旦你能下地行走,我就来接你到昆明去。 」 吴晗去昆明后,月月给袁震寄钱,两地书信不绝,彼此安慰鼓励。袁震在积极治疗和吴晗炽热的爱情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病情开始好转。1939年夏天,也就是吴晗与袁震相识后的第五年,袁震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兑现承诺,终于把袁震接到了昆明。

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也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当他们见到端庄大方、彬彬有礼的未婚儿媳,却面色苍白、风吹就倒的样子,不免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怎能同儿子结婚呢?

在其它事情上,吴晗对母亲的话都是言听计从,唯独这件事,他非常固执。他仍旧耐心护理着袁震,每天扶她到室外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常有空袭警报,经常需要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吴晗就把家搬到了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母亲见自己的规劝不起作用,就找最关心吴晗婚事的大妹去劝,要她警告哥哥,说:「若娶了她,要断子绝孙哪!」

当妹妹把母亲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达给吴晗后,吴晗正儿八经地对妹妹说:「 我并不是因为袁震生病,同情她,才跟她好的。我和她是清华的老同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是生死不渝的。她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够抛弃她,那样她受不了。两个人要好,不仅在顺利时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中要好。不管袁震愿不愿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那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不义的人吗? 」

吴晗的一番话把妹妹感动了,于是就反过来帮他做母亲的工作。 母亲终于无话可说。 就这样, 在吴晗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袁震的病情得到控制,她的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吴晗和袁震终于能像普通恋人那样,在夕阳的余晖里,漫步于小径之上了。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吴晗对母亲谎称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到昆明城里一家旅馆,约了几位好友,在一间简朴的小屋里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婚礼仪式。这一年,吴晗30岁,袁震32岁。一对患难情侣,苦恋五年,终成佳偶。

与袁震结婚,无疑意味着要照料她一辈子,吴晗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多灾多难的袁震婚后没多久,又患上了子宫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严重的贫血,不得不每十来天就要输一次血。吴晗得知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的血型相匹配后,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也没多大差别的,可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支付袁震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学时代的破旧衣衫,脚下是露出了后跟的布鞋,每次去上课来回都要走20公里的路。为了给袁震增加营养,吴晗买不起肉时就买些牛骨头来煲汤给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给袁震输血后,也不过喝碗牛骨头汤补补身子。后来到了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对此,植物学家蔡希陶曾书赠他一副对联:「书门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以表达自己对吴晗的钦佩。

1949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可不管公务多忙,吴晗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一如既往。袁震也尽力在学术上帮助丈夫。在此前后十几年间,吴晗先后出版《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等多部著作。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吴晗夫妇与两个胜过亲生的抱养子女




(左图)吴晗与妻子袁震、女儿吴小彦。右图女儿小彦与儿子吴彰。

由于袁震的身体原因,一直没生小孩,吴晗夫妇就从孤儿院抱回了一儿一女。这给了吴晗夫妇心理上莫大的安慰。然而,正当吴晗和袁震沉浸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之中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向他们袭来。

文化革命一开始,小彦一家就从北长街一所宽大的住宅里搬到了丁家坑2号楼4单元4楼401号,这是一个两间一套的单元。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一天夜里,袁震叫醒了女儿,流着眼泪告诉她,她和弟弟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都是从孤儿院里抱来的。本来,希望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现在却害了他们。妈妈让小彦天亮以后带着双双(吴彰的昵称)到派出所去改户口,说明他们不是吴晗的亲生女儿。还不满十二岁的小彦带着弟弟去了,派出所的人看看户口本,只说了一句:「你们凑合著过吧。」就把他们打发出来。

1966年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

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亲,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小彦非常爱她的爸爸,爸爸也非常疼爱她。小时候,每次爸爸回家晚了,总要把已经睡着的小彦弄醒,亲亲她,看着她笑。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一天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她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吴晗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爸爸,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不顾生死保护爸爸的勇气,把那些人震住了。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江青曾经说:「一个叫吴晗的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

「斗争」目标已经定好了,是刘少奇。吴晗只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非常简单,是因为被选中了当「突破口」。

转眼的工夫,吴晗和他家人的生杀大权已操于人手了。他们面对的是众目睽睽的鄙视,到处是如雷贯耳的声讨。整个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三天两头被拉出去批斗,原来演讲的会堂成为批斗他的地方,那些洗耳恭听的学子变成了拳打脚踢的「武夫」。

吴晗的家被清洗过好多次。他从青年时期节衣缩食积攒收藏了一生的珍本古书全部被抄走了;记录着吴晗、袁震夫妇一辈子点点滴滴血汗的劳动的卡片也抄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全部手稿,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的,也一页不剩地抄走了;珍藏的文物字画抄走了;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和吴晗书信往来的手迹也抄走了;外国友人送给吴晗的礼品被当做「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女儿三岁起画的图画,也在那些人「这是什么玩意」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甚至在日记里,小彦也不敢提到爸爸。她画过一张画,画的题目叫《爸爸再见》,是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一个小姑娘站在窗口,向窗外站在路上准备去上班的爸爸挥手。小彦说,有人批判她,说她与反动爸爸划不清界线,因此只好把题目改成《告别》。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入狱后第二个月,妻子袁震因划不清界线而被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给患病的妈妈扎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妈妈把小彦当作大人,对她说了许多对别人不能说的话。每次小彦离开妈妈的时候,袁震总是从窗户里目送着她,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袁震病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

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妈妈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次日袁震病情加重,送进医院,医生一听是吴晗的妻子,没人敢救,当天就与世长辞,死时两眼半睁着,脸上闪着几大滴泪珠……

袁震的惨死,对吴晗打击非常大,半年过后,饱受折磨的吴晗在秦城监狱里自杀被发现,送进医院也没有进行抢救。吴晗提出想看看孩子们,结果连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

第二天,1969年10月11日早上,忽然有人来敲吴家的门。来人说是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孩子们的心中顿时升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小彦以为是爸爸被「解放」了,一路上不停地问接他们的人,「是不是我爸爸被解放了?」但没有回答。

当姐弟俩怀着兴奋而又有些惶惑的心情,被领进一座医院的监护病房。一个专案组的人员对小彦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犹如晴天霹雳,吴小彦和吴彰先是惊呆,接着大哭起来。小彦哭着问:难道爸爸不想见见我们吗?「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住址。」

他们再三要求看一看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却喝斥道:「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就这样,两个孩子被恫吓出来,没有看到爸爸的遗体。他们一路哭着回到家。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以悼念自己亲爱的爸爸。当时,小彦十五岁,吴彰十一岁。吴晗的骨灰至今不知下落。

1972年,父母双亡的小彦还不满十八岁,在一个锯条厂当车工。11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彦姐弟还有两个男性朋友一行四人,来到西郊八大处。小彦背着一个大书包,方方正正,里面是她妈妈的骨灰。两个朋友书包里装着小铁锹,小彦请他们帮助把妈妈的骨灰埋掉。

走到半山腰,小彦看到一块大石头上刻着一个斗大的「佛」字,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一定要把骨灰埋在这石头跟前。埋好之后,小彦请朋友们先下山,然后和弟弟一起哭泣着向妈妈诉说思念之情。

1973年1月初,小彦吃了安眠药,给朋友们留下遗书,说请把她和妈妈袁震的骨灰埋在一起。但由于吃的安眠药剂量不够,此次自杀未遂。

1973年6月,由于过度思念爸爸、妈妈,小彦患了精神分裂症,总说父母没有死。自从她把妈妈的骨灰埋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之后,每逢清明节都要去给妈妈扫墓,她把一封封写给爸爸妈妈但再也无法投递的信,在刻着「佛」字的石头前烧掉。

1975年秋,因为和好友议论过「四人帮」,小彦突然被抓进了公安局进行囚禁和折磨,使她的神经更加错乱。她犯病哭闹,看守就打她。她的门牙被打掉了,头破了,头发撕乱了。她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甚至跑到医院去审讯她。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吴小彦被暂时放回家养病。

在绝望中,1976年9月23日她又一次选择了死,下午3点左右小彦下楼在附近商店买了一瓶敌敌畏,下午6点左右,吴彰下班回家,发现姐姐倒在卧室的地上。急救车来了之后,医生说瞳孔已经放大、心跳已经没了。这次自杀她没有留下一个字。

除了弟弟吴彰外,据唯一亲眼看到现场的一个女孩子回忆:小彦死去后,「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每块肌肉都恢复了原状。肤色惨白,白的透明,嘴唇青紫,紫的发黑。她的眼睛,那双平时比孩子还要天真的眼睛,此时微微张着,毫无生气地盯着天花板,这绝不是对人生的留恋,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在整个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痛苦、忧愁和怨恨……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似乎有什么没说完的话……」。这一年她22岁,正是女孩子的花季年龄。

反思的逻辑

有人现在提到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发言很无情,有人提到刘少奇派四清工作组下去时整人挺狠。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应该记得,没有几个人不去打倒别人的,昨天还是红卫兵,去抄别人的家,去抽打别人的父母,今天就是狗崽子,父母被别人抽打。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清华大学二年级的江南小男生,长的非常清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亲手打死了自己的父母。因为他的父母亲在国民党当政的年代,一腔热血来到延安,两个小年轻儿在延安相识并热恋,他们不想继续待在那里整天斗争,于是就偷偷跑到上海,后来经商成功,成了资本家。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砸开他们家的门,说要处死逃跑的革命叛徒,最残忍的是让他拿带铜扣的皮带亲自处死父母,如果他不干,就把他一起抽死。他服从了。

还有一个北京的中学看门老人,只因为成份是富农,被学校的红卫兵拿开水从头往下浇,他实在忍受不住,趁红卫兵中午去吃饭,赶快爬到一个凳子上准备上吊自杀,结果绳子不结实,又摔了下来,那些红卫兵回来看见了,又继续拿开水烫他,直到活活烫死。

还有一个高中一年级女生,说她的学校红卫兵把人打的快死时,她们(包括她在内)就拿盐撒在那个奄奄一息的人的身体上,直到人死去。她对我说的时候,边说边笑,不以为然。

几十年过去了,想起来都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残忍是从哪里生出来的。看过《九评共产党》系列报道才彻底明白,一切残忍、暴虐都来自共产党的本性。在这个不是人生活的环境中,连空气都是血腥的,人变得凶残就不足为奇。

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五·一六通知」50周年的日子。习近平不会忘记自己和全家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人们也不会忘记历史学家吴晗一家4口非正常逝去3人。全国因文革非正常死去多少人,这个数字中共不敢披露,也不会统计,当然也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文革是吃人的,今天谁再炫耀和煽动第二次文革,谁就是魔鬼,谁就必须被除之。(文/姜青)△

(人民报首发)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6/5/19/63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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