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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压“吹哨者” 河南“血祸”曝光（视频）
| 中共打压“吹哨者” 河南“血祸”曝光（点击视频直接观看） |
【人民报消息】2012年9月，即在习近平第一次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前夕，中国卫生部前官员陈秉中先生向“十八大主席团及全体代表”写了一封公开信，其开篇就指出，“发生于1990年代因推行‘血浆经济’导致爱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已近20个年头”；这场“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爱滋病毒和至少10万人命赴黄泉”的世纪“血祸”，尽管“铁证如山，但有据不查、有罪不罚”，加上“当局利用权力封锁消息”、“幕后操控”，“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直到今天，“血祸”都没有完全终结，爱滋病毒仍在透过血液传播，戕害国人。
然而，当不少人都在满心期待著新的最高领导人能彻查“河南污血案”时，延续这场“世纪浩劫”的帮凶李克强却坐上了国家总理的高位。实际上，在他之前主政河南、怂恿农民卖血、并将其产业化，随后又五次扣押该省12个地区追究爱滋病爆发流行责任报告的罪魁李长春，在那时就已“被‘伯乐 ’相中塞进政治局，并带著在河南的劣迹转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又擢升为政治局常委”。而一直在前方大力实施、推动“血浆经济”在河南“大跃进”式发展的“爱滋厅长”与祸首刘全喜也大摇大摆地当上了中共十六大代表，并被安排到省人大工作。
这几个祸首、罪魁祸首、帮凶不但没被立案、问责，还获得了“加官进爵”的机会。同时，主管爱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级高官与司局责任人也在想方设法“把河南这一重大案件改为无需有人负责的‘无过错’，把对受害者的‘赔偿’改为不追究过错的‘无过失补偿’”，企图将刘全喜、李长春、李克强三人欠下的“血债”一笔勾销。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官方的做法只能是一厢情愿。那么多受害者和知情人，中共能掩盖的了吗？此外，对掌握“血祸”第一手资料的“吹哨人”进行打压、迫害，中共岂不更将自己操弄的这桩丑事弄得人尽皆知、甚至还要饱受国际上的谴责与诟病？
陈秉也特别提到，因鼓励农民卖血而导致爱滋病大面积传播时，“河南主政者不是把控制疫情蔓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举报者视为必须先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以达到隐瞒疫情的罪恶目的”；“在李克强的纵容下，河南省对敢于向外界揭露河南疫情真相的三位知名人士实施更严厉的迫害措施，逼得他们无奈离开中国”。
这其中，有一位是第一个发现农民被采血能染上爱滋病的医生王淑平，而另一位则是第一个发现在医院输血也能染上爱滋病的医生高耀洁。
据陈秉中介绍，王淑平是通报河南周口地区出现爱滋疫情的第一人。她曾检测出，商水县西赵桥村的卖血者“60%以上爱滋病毒呈阳性”。1995年底，她带著62份HIV阳性血液样本找到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院长曾毅。最终，在他随机检测的15份血液样本中，有13份显示的都是HIV阳性，还有两份为疑似。但当王淑平将这样的结果上报给地方卫生部门以及直属中共的卫生部时，却“受到一连串打压，迫于无奈于1997年不得不离开河南……后来出走美国”。
来到海外的王淑平曾在2019年接受了BBC广播4台《女性时光》节目的采访，并讲述了她由于“吹哨”、揭开了河南“血祸”的丑闻而遭到迫害的经历。同样在这一年，英国一位著名编剧也将她的遭遇改编成了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并于9月5日在伦敦公演。
媒体采访、剧场公演，眼看著河南与中共当局的丑闻与罪恶就要被公之于众了，远在大陆的中共感到气急败坏、坐立不安。于是，政府派出国安人员，上门骚扰王淑平在家乡的亲属和同事，企图透过他们让王淑平取消公演。从此事能看出，中共对“血祸”真相被昭然若揭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它害怕自己当年为牟利而搞的“血浆经济”这一肇始之因被公之于众、受千夫所指。
说到“血浆经济”，其初衷并不是为了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几十年来，中共对农民的盘剥是最无人性的。任何一笔补助、扶贫款都无法真正发放到贫苦的农民手中。到了八、九零年代，欧美市场的血液供应不足。中共一眼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打起了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主意。“爱滋厅长”刘全喜曾算过这样一笔帐，即“河南省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将河南省的血卖出去，……可以为卫生系统创造以亿计算的收入”。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中共不把农民当人，一心只为敛财。因此，在采血的过程中，任何检测都是能免则免。尽管“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但“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血站都没有肝炎和爱滋病毒排查机制”。
为让农民多卖血，政府还忽悠说，“把血抽出来，洗干净了，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可以“加快恢复造血”。于是，被单采血浆后，农民就会同意让血站把分离后的红血球加上生理食盐水，输回自己体内。然而，关键问题是，被输回的红血球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而是多人混合的。有媒体报导称，“同血型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人带有病毒，其他人几乎都会被感染”，“在这种回输下，爱滋病毒以几何级数快速地复制传播”。
有健康专家估计，卖过血的农民至少已有两千万，不只河南，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民也很多。结果就是，经由血液传播的爱滋病已蔓延到全国，其人数已庞大到要以村来计算；连死于爱滋病的，都要以户来计算。短短几年间，因采血、输血产生的爱滋村、爱滋孤儿在中国大陆难以计数。
有如此庞大的受害者群体，中共想瞒谈何容易。因此，打压了一名“吹哨人”，中国大陆又走出了更多。陈秉中在公开信中专门提到的第二名“吹哨人”，就是年至耄耋的退休医生、人们心中的“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她从1996年开始深入到100多个爱滋病严重流行的村庄，……在河南严密封锁疫情的情况下，她以活生生事实向外界揭露真相”。在她所写的几本专著中，成千上万例的个案都是“最立得住”的。大量的真人真事都足以证明，是河南与中共当局“把数十万计老实巴交的农民推向坟墓”。
政府酿造了如此大规模的、害人不浅的祸事，却从未想过去弥补。没有人理会农民的死活，导致染病的农民无医无药，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只能自生自灭。高耀洁心存不忍，于是把自己的百万积蓄以及海外颁发的奖金都捐了出来。她拖著年迈的身体亲历亲为，给那些遭受“血祸”却被政府遗忘、抛弃的爱滋病人送钱、送书、送药。
对于内心不愿承认有受害者的中共来说，高耀洁的善心、善行就是在跟政府作对。 在中共的授意下，地方官员多次派人监视、软禁、威胁、加害高耀洁及其家人，最终导致这位真正想要关心、帮助“血祸”受害者的八十岁老人辗转离开了中国。
来到海外，高耀洁没有停止传播真相。她不停地写书、继续为受害者发声。2013年，台湾立法院举行了高耀洁的新书记者会。在这本名为“镜头下的真相－记中国爱滋病实况”的书中，高耀洁心痛地写道，“卖血！卖血！因为贫穷才卖血换钱。本来为了赚钱致富，却换来了爱滋病病毒，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输血！输血！因为治病才来输血，本意为了输血救命，却把爱滋病病毒输入了体内，从此再无生存的希望！”
在记者会上，高耀洁又沉痛地表示，六四发生后，天安门广场说是有220具尸体，于是外界将此事件命名为“六四大屠杀”，而今天大陆的“血浆经济”酿死要以十万计，又何尝不是一种“大屠杀”呢？
多年过去了，说这话的高耀洁已在海外获得了许多奖项，并被《时代》杂志评为“亚洲英雄”；在美国政要的授意下，连小行星都以她的名字来命名。不难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能给这位“血祸”知情者、关注者、研究者、记录者如此高的殊荣和美誉，就意味著，他们在一位女医生与一个独裁政权之间，选择的是前者；甚至对中共包庇刘全喜、李长春、李克强在河南酿造“血祸”、草菅人命、祸害无辜一事深信不疑。谁讲的是真话，谁又在隐瞒、说谎；高耀洁与中共孰是孰非、孰善孰恶，海内外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出来。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因揭露“血祸”而留名海外的不只高耀洁一人。“第一位进入河南省爱滋病重灾区上蔡县文楼村”进行研究的外省医生桂希恩也是其中之一。
1999年，当他得知河南的“爱滋病毒阳性率高达62%”，但“几次向地方官员反映……都被拒绝”后，就开始在随后的5年中，“自费到河南许多村庄送医，为大量疑诊爱滋病的病人做检测，资助58名孤儿继续上学”。到了2003年，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将“贝利马丁奖”颁给桂希恩。2004年，美国《时代》杂志将他评选为“全球医疗英雄”。
顶著高压，为河南的爱滋病人提供了5年救援的还有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张可。 他几乎每周都是“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就赶回北京上班”。就在他“深入河南省上百个爱滋病村庄，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后，他表示“如果河南一开始就公开疫情而不是一味隐瞒，完全可以将那场灾难控制在萌芽状态”。
到了2004年，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也开始深入该省多个艾滋村，进行了长达6年的“不顺利”的田野调查。写出“见证了这段历史”的《血殇》一书的她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将“一场本来应该是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的官员都是“有罪”的，由于“体制本身的问题”，“整个事件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负责”。她指出，“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试想，刽子手不被法办，就会继续出来杀人。官员们不对老百姓负责，不怕干出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惊天祸事。活在这种体制下，老百姓根本毫无安全可言。中共不解体，包括“血祸”在内的任何一场由权贵酿造的人祸都不会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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