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思想一直貫穿中共的軍事實踐。超限戰，顧名思義，就是「超越一切界線和限度的戰爭」，「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軍事和非軍事、殺傷和非殺傷的手段，強迫敵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無所不備，信息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超越於一切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羈絆之上」。

【人民報消息】第十八章 魔鬼安排下中共的全球野心（下） 目錄 3. 最具中共特色的「超限戰」 1）「大外宣」：把黨文化推向全球 （1）全世界最大的宣傳機器 （2）把全世界的媒體都變成「新華社」 （3）文化和文藝洗腦 2）「統一戰線」：從內部瓦解自由世界，組建共產同盟軍 （1）收買西方政要、商界人士 （2）滲透學術界、智庫 （3）拉攏、利用、控制海外華人僑領、商人、學生 （4）利誘電影娛樂界 （5）威脅恐嚇海外持不同政見者 3）「國之重器」：經濟技術超限戰 （1）「技術換市場」的陷阱 （2）「偷出」一個「製造強國」 （3）集人才爭奪戰與諜報戰於一體的「千人計劃」 （4）邪惡的舉國體制 4）全民諜報戰 5）其它超限戰 4. 「中國（共）模式」是邪靈綁架人類自毀的超級快車 5. 教訓與出路 1）錯誤的綏靖政策 2）西方爲什麼看錯了中共 3）出路何在 3. 最具中共特色的「超限戰」 中共在實現其全球野心的過程中，完全沒有道德底線，不講任何規則。正如《九評共產黨》中所說，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其中包括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1]這些基因在中共全球擴張過程中承傳不斷、隨處可見，手段和惡性程度不斷強化和發展。而中共的超限戰思想就是這些邪惡特徵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共步步得逞的重要原因。 超限戰思想一直貫穿中共的軍事實踐。1999年，兩個中共將領正式在其軍事著作中提出「超限戰」一詞，並將其總結爲一套軍事理論體系。超限戰，顧名思義，就是「超越一切界線和限度的戰爭」，「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軍事和非軍事、殺傷和非殺傷的手段，強迫敵方接受自己的利益」，「手段無所不備，信息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超越於一切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羈絆之上」。[2]超限戰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術都可以任意疊加；意味着橫亙在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與非軍事兩個世界間的全部界限統統都要被打破」，「超越一切界限並且符合勝律要求地去組合戰爭」，用超國家、超領域、超手段、超臺階的方法進行，金融、貿易、網絡黑客、媒體、國際法等都將成爲可能的戰場，包括恐怖戰、生化戰、生態戰、原子戰、電子戰、毒品戰、情報戰、太空戰、走私戰、心理戰、金融戰、貿易戰、媒體戰、網絡戰、意識形態戰、制裁戰等等。[3] 《超限戰》作者認爲，戰爭的「泛化」是未來必然的結局，必須將所有的領域都軍事化。他們認爲，大量不穿軍裝的非軍事人才是超限戰的關鍵，政府必須儘快介入所有的無形戰爭領域，爲戰爭預做準備。[4] 人們把很多領域稱爲戰場，但那只是一種比喻。中共卻是在真實意義上把一切事務戰爭化，它把一切領域都視爲戰場，任何時候都處於戰爭狀態，任何人都是戰爭的參與者，任何矛盾衝突都被視爲「你死我活」的鬥爭，動輒上綱上線，動員舉國之力，使用戰爭手段達到目標。上世紀40年代，中共曾經在奪取政權的內戰中，用經濟戰導致國民政府經濟崩潰，用諜報戰先於國軍部隊直接拿到國軍作戰計劃，用各種陰謀輔助軍事行動打敗國民黨。這些歷史上的超限手段，今天中共仍在使用，而且規模更大、範圍更廣。超限戰意味着破除通行規則和道德底線，這使大多數西方人、西方政府和企業無法理解中共的行事方式，更難與之抗衡。 中共的這種超限戰思維和做法貫徹在各個領域中：通過大外宣對全世界輸出黨文化謊言，管控全球媒體，進行意識形態上的超限戰；用名利、美色、人情、賄賂和淫威，拉攏統戰聯合國領導人、各國政要、智庫學界名人、財團大亨、各界有影響的人，培養「中共的老朋友」，爲中共站臺，幫助它度過統治危機；扶持、煽動、聯合流氓政權來牽制美國和西方政府，用訂單外交來分化自由國家，實施政治超限戰；用十幾億中國人的市場作爲誘餌，與各國在經濟上深度交融，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這些國家對中共的經濟依賴，「一榮共榮、一損俱損」，來捆綁各國；用破壞WTO貿易規則和虛假的改革承諾，積累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社會主義的肌體；用市場、外匯和財力做武器，通過經濟超限戰壓制人權，逼迫各國放棄道義責任和普世價值；信息技術上使用人海戰術，強迫國民和私企盜竊發達國家的信息；外交上對各國有拉有打，分而治之，一手是經濟誘惑，一手是威脅報復，並任意把本國和他國國民變成人質等等。很多看似平常的小事，都被中共利用來達成其邪惡目的。 1）「大外宣」：把黨文化推向全球 中國一家國營廣播公司在倫敦設立的分支機構，開張之後招聘，有近6,000人申請了90個要求「從中國的角度報導新聞」的職位，中共遇到了一個讓人羨慕的問題：應聘者太多了。[5]人們對中共喉舌招聘的趨之若鶩，反映出西方傳媒業的衰落，更襯出中共大外宣對這個世界的威脅。 （1）全世界最大的宣傳機器 毛澤東曾要求，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6]過去中共做不到的，現在就要做到了。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媒體面臨財務困難破產危機，中共抓住時機部署了一項「大外宣」戰略。《人民日報》、《中國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中共喉舌紛紛「走出去」，把報社、電臺、電視臺直接開設在世界各地。《南方週末》新聞部前主任長平表示，從2009年開始，中共當局劃撥450億元人民幣進行所謂的「形象公關大外宣國家戰略」。而據中國媒體人披露，450億還只是公開披露的一小部分。[7]英國媒體估計中共每年花費100億美元在對外宣傳上。[8]2018年3月，中共整合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國家廣播電臺，組建中央廣播電視總檯，由中宣部統一領導，對外稱「中國之聲」（Voice of China），成爲全世界最大的宣傳機器。 新華社曾在紐約時代廣場租用了一塊麵積最大、位置最優的巨型廣告牌，爲中共宣傳造勢，轟動一時。2016年，中共特意把中央電視臺在海外的名稱從CCTV更改爲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國全球電視網）。 中共的對外宣傳手段「與時俱進」，其喉舌媒體的海外記者站實施「本土化」戰略，主要招募當地記者和主持人。一張「習近平通過視頻訪問CCTV美國站」的照片顯示，90%的記者都不是華人。[9]節目內容製作從國內全面轉移到國外，在當地僱用記者，在外國人的地盤上，用外國人的面孔、用外國人的聲音、用共產黨的思維，混淆中共和中國，用洋人來「講好中共（不是中國）的故事」、「傳播好中共（不是中國）的聲音」。這是中共大外宣中最有特色的一幕。中共還給年輕一代國際記者提供獎學金，包吃包住讓他們到中國參與培訓或者讀學位，給他們灌輸中共的新聞觀。 伴隨着在非洲的經濟新殖民，中共的媒體也已經把黑手伸到了非洲的各個角落。來自中國的電視和媒體集團四達時代傳媒有限公司（StarTimes Media Group）現已在非洲大陸的30個國家裏開展業務，號稱是「非洲發展最快、最具影響力的數字電視運營商」。烏干達的一位計程車司機說，「越來越多的非洲人通過觀看當代中國電視劇了解中國社會。」[10] 中共的喉舌因爲缺乏信譽、自說自話而造成對外宣傳效果不佳。讓外國媒體自願成爲中共喉舌的代言人，對批評中共的媒體和個人給予無情打擊，讓所有人都來爲中共搖旗吶喊，是中共大外宣的另一記猛藥。 （2）把全世界的媒體都變成「新華社」 2015年，10個國家的外長譴責中共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修築人工島。此時，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西郊的一家電臺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不但不提中共的填海計劃，相反卻說成是某外來勢力企圖捏造事實加劇南海的緊張局勢。[11]這家叫WCRW的電臺，其內容很多都是站在中共立場說話的。奇怪的是，這家電臺沒有廣告，唯一的客戶是一家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控股60%的洛杉磯華人公司G&E Studio Inc。G&E在美國有至少15家類似的電臺，除了華盛頓特區，還覆蓋洛杉磯、鹽湖城、亞特蘭大、費城、休斯頓、檀香山和俄勒岡的波特蘭等城市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 中共喉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藉助當地華人註冊的公司做代理，控股後，利用美國本地電臺，爲中共做宣傳。這個操作最大的特色就是隱瞞了中共的身份，讓人感覺是美國人自己在發表擁護中共的言論，以此來最大限度地誤導聽衆。2015年CRI至少在14個國家有33家這樣的電臺；到了2018年，CRI在全球35個國家擁有58家電臺。[12]因爲是利用當地華人的公司來控股操盤的，雖然從感情上說人們對中共的這種隱蔽宣傳不滿，但是從法律上來講，好像民主國家也無可奈何。中共的大外宣鑽民主社會的空子做大做強，用民主的名義來爲獨裁抹粉，鑽自由社會的法律空子給聽衆洗腦，用民主的名義來打倒民主──這正是中共野心的體現。 《中國日報》（China Daily）「借船出海」的夾頁生意，是中共大外宣的又一重要手段。《中國日報》在《華盛頓郵報》上以登廣告的方式，開闢中國新聞專欄，在版面上用盡心思給讀者一個是華郵自己的內容的感覺。[13]除了《華郵》，中共在其它有影響的大媒體上，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英國《每日電訊報》、法國《費加羅報》等30多家報紙，都如法炮製，花錢買夾頁，附體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傳播中共的聲音。夾頁的「廣告」字樣放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讀者很容易誤以爲是這些報紙自己的評論內容。2018年9月23日，《中國日報》在美國愛荷華州當地報紙《得梅因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中也插入了四頁看起來很像普通新聞和評論版面的廣告，公開攻擊美國總統，試圖影響美國中期選舉。[14] 控制海外華文媒體是中共的拿手好戲。中共通過威逼利誘，「招安」了一大批華文媒體，包括一些過去臺灣人創辦的帶有反共傾向的媒體。「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是中共主辦的、用來向全世界華文媒體傳達「黨的指示」的外宣工具。2017年9月10日，第九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福州開幕，來自五大洲6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460多位海外華文媒體高層人員到會。一家位於美國加州的華文媒體被西方媒體稱爲中共的放大器。在中共十九大期間，這家媒體對中共黨代會長篇累牘的報導，與中共官媒如出一轍。[15]2014年秋天，香港發生了民衆爭取普選的運動。此時被中共控制、擁有160多家媒體成員的「海外華文媒體協會」，緊急組織了涵蓋亞、歐、非、美、澳各大州的142家親共華文媒體發表了所謂的《保衛香港宣言》，爲中共幫腔造勢，中共海外滲透的廣泛和有效讓外界驚訝。[16] 中共還扶持一些華文媒體扮演「假外媒」，用「第三者身份」、外國記者的名義來幫中共宣傳，營造出全世界很多媒體都在支持中共的假象。 壓制反對聲音是中共外宣運作同一個硬幣的另一面。對敢於揭露中共惡行的媒體和記者，中共會以拒絕簽證和其它方式威脅打壓，迫使這些海外媒體自我審查，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全球範圍內，能挺直脊樑不與中共爲伍的媒體寥寥無幾。 一個惡棍，要改變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印象，有幾個辦法。一個是從內着手，棄惡從善，不做惡棍，別人自然就會刮目相看；第二個就是向外着手，鑽到別人的腦子裏去做洗腦手術，讓外人再也看不見自己是惡棍；第三種辦法是用系統巧妙的洗腦，把別人也變成惡棍，從而給自己提供了最大的保護。中共同時採用第二和第三個辦法。用各種針對外國人的規模盛大的宣傳活動去給世界人民洗腦，讓他們不再覺得中共是惡棍，甚至把他們拉下水，讓他們願意與惡棍爲伍。通過大量投資和狡猾運作，中共建立起了一套世界洗腦體制。 （3）文化和文藝洗腦 文化洗腦是中共毀滅傳統文化的重要工具。中共近些年來標榜自己致力於恢復傳統文化，但如本書前面章節所述，這一波的所謂「恢復傳統文化」，閹割了傳統文化的靈魂，用假的、變異了的中共黨文化冒充傳統文化。這不只是在欺騙世人，更是對傳統文化的再度摧殘。不僅如此，爲了進一步影響世界，中共大外宣的一個重點就是輸出中共版本的「中國傳統文化」，用中國的風土人情與古老文化美化中共，對外進行洗腦宣傳。其代表項目是「孔子學院」。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共在146個國家建立了525個孔子學院（面對大專院校），開設了1113個孔子課堂（面對中小學）。[17]孔子學院的資金來自隸屬於中共統戰部的「漢辦」，資金的使用受到中共大使館和領事館人員的監督。孔子學院顛覆學術機構的自主性及學術自由等重要學術原則，旨在推進中共的官方意志，向學生展示過濾了的中國歷史，迴避中共的真實歷史和惡劣的人權記錄。孔子學院一些課堂中高懸毛澤東語錄，名曰講授中國傳統文化，實則推廣共產教義、灌輸中共黨文化。 除了提供文化和語言課程之外，孔子學院還歪曲歷史，甚至組織抗議活動，反對中共認爲會威脅其統治穩定的活動。例如，邀請發言者反覆宣傳中共的有關西藏的謊言，並聲稱朝鮮戰爭的起因是美軍轟炸中國村莊，中共被迫出兵。[18] 美國政府2018年通過的2019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用強有力的措辭，譴責中共試圖影響美國的公共言論，尤其是其影響美國的「媒體、文化機構、商業以及學術和政治團體」。該法案明令禁止國防部資助有孔子學院的美國大學的中文科系。[19] 中共於2011年9～10月派出300人的大型歌舞劇團在美國華府肯尼迪藝術中心上演中共紅色暴力舞劇《紅色娘子軍》。2016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高調舉辦「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歌舞晚會」。同時遠在大洋洲，分別在悉尼市政廳和墨爾本市政廳舉行「紀念毛澤東逝世40週年紅歌會」。澳洲當地華人組織發起抗議，最後成功阻止了該演出。中共2017年輸出《紅色娘子軍》到澳大利亞，又於2018年將另一箇中共紅色暴力舞劇《洪湖赤衛隊》搬到悉尼和墨爾本。 就媒體戰或者說信息戰而言，中共極權與民主政權處在不對等的地位上。中共不讓任何民主國家的媒體進來辦報，而中共卻可以隨心所欲地把所有喉舌都搬到民主社會去；中共不讓民主國家的任何人投資涉足喉舌媒體，而中共卻可以把喉舌的文字、聲音、圖像隨心所欲地塞到民主社會的媒體裏，或者直接收購外媒；中共的媒體姓黨，不可能讓西方記者進去工作，而中共卻可以把它的人派到西方媒體裏做臥底，或者直接把外國人培養成黨媒的喉舌記者。只要西方仍然把中共的喉舌當作「媒體」，西方在這場「信息戰」中就會一直輸下去。2018年美國司法部要求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在美國的分支註冊爲「外國代理人」。這雖然邁出了正確的一步，但還遠遠不夠，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引狼入室的問題。 「大外宣」是共產魔鬼安排中共用「筆桿子」爭奪世界的一個主要戰略，它已經取得越來越多的話語權並開始主導國際話語環境。中共通過大外宣，在全球散佈共產毒素，嚴重誤導了世界對中共、中共模式、中國人權狀況和共產主義的看法。 2）「統一戰線」：從內部瓦解自由世界，組建共產同盟軍 2018年12月18日，在中共慶祝所謂的「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中共向十個外國人頒授了「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以「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支援和幫助」。這十個人中包括曾幫助中共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的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和掛名給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作傳的美國商人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中，曾經幫助過中共的國際政要、名流數不勝數。他們出於不同動機，扮演過不同的角色，但都不幸淪爲中共統戰的獵物和罪惡政權的幫兇。 爲了實現全球野心，中共不擇手段，拉攏一切可以拉攏的力量，來爲中共服務。這就是中共的「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歸爲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當年的國民黨政權和當今的自由社會都曾經因中共的統戰蒙受巨大的損失，所幸西方國家開始警醒，近年來發表了多部針對中共統一戰線的調查報告。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2018年8月24日發佈題爲「中國（共）的海外統戰工作」的報告（以下簡稱「USCC報告」）。這份報告提供了中共統一戰線的概況、結構和運作方式。其中包括中共如何利用各種官方、民間組織及機構開展統戰，以及中共統戰活動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影響。報告指出，「中共近年來大力加強統戰工作。越來越多的統戰部官員被分到中共和政府高層職位上。近幾年來，中共已經增加了大約4萬名統戰幹部。」[20] 歐洲智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2018年發表研究報告，詳細揭露了中共在歐洲的滲透活動。[21]2018年11月29日，美國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也發表了一篇系統揭露中共海外滲透的詳細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共）的活動超越了傳統的「統一戰線」對僑民社區的關注，目標是西方社會中更廣泛的部門機構，從智庫、大學、媒體到州、地方和國家政府機構。中國（共）致力於宣傳中國（共）政府、政策、社會和文化的正面形象；壓制不同觀點；聯合美國各方主要勢力，支持中國（共）的外交政策目標和經濟利益。[22] 總體來看，中共統戰對象有以下幾大類。 （1）收買西方政要、商界人士 《USCC報告》指出，中共將統戰工作視爲加強國內外對黨支持的重要工具。對西方政客，中共不惜血本進行收買，下足了功夫。中共通過遊說、利誘、搞關係等手段，與大批西方政府高官建立緊密關係，甚至給他們以國賓般的待遇、贈送珍貴禮物，贈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類的頭銜。他們當中包括聯合國祕書長、國家首腦、政府要員、國會議員、高級政府顧問、國際組織負責人、智庫學界名人、財團媒體大亨等，在關鍵的時候，要他們爲中共站臺發聲。 2018年12月在美國被判有罪的前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曾代表中國能源公司賄賂非洲兩國高官來取得能源開採權，行賄對象包括兩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再通過他們打通與其它國家最高層的聯繫關節。[23] 美國法院文件曾概述了中國通訊巨頭中興（ZTE）普遍存在的腐敗和間諜活動：兩名利比里亞電信部門的高級官員曾作證說，2005至2007年期間，中興通訊在他們的國家大面積地對政府官員進行賄賂，對象包括該國總統、各級政府官員和法院法官。 中共利用利益、美色進行收買，並利用間諜曲線接近不同派別的政治領袖，把他們作爲實現中共野心的棋子。在2014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後的一份備忘錄中，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國華信能源公司概述了一項與政界人士接觸的計劃，稱爲了建立「關係和朋友基礎」。華信董事長葉簡明與歐洲頂級政要的關係非比尋常。葉簡明曾問美國一位前總統的安全顧問，是否能說服美軍不要轟炸敘利亞，因爲他想在那裏購買油田。葉接觸的人包括美聯儲高官、聯合國高官，還有美國政府高官的家人。[24] 在必要的時候，中共組成各種臨時的「統一戰線」，孤立敵手。過去中共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票數在聯合國致勝；還通過代理人利用伊朗來破壞美國穩定中東的努力，同時鞏固新的經濟聯盟；最近的中美貿易戰中，中共大肆遊說歐洲國家，試圖挑起歐美矛盾，建立新的統一戰線，聯合制約美國。 中共還大力拉攏地方政治人物，如社區領袖、市議員、市長、州議員等。通常的做法是通過華商或團體給那些政要捐款，邀請他們訪問大陸並藉機行賄，讓他們的親戚朋友在大陸經商過程中得到好處，或收買他們的助手，並常常使用色情陷阱等下流手段。 於2005年投誠澳大利亞的前中共駐悉尼總領事館一等祕書陳用林在2017年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曾詳細披露中共統戰部門滲透澳大利亞政府、腐蝕政治人士和官員的手段。他說：「不光是政治捐款，對政客私底下的賄賂實際上比政治捐款的數量要大得多，特別是上層政客，官員被收買很多。」「中共對澳洲的政治官員的收買，還包括把這些人拉到中國去旅遊，免費享受皇帝一般的待遇，包括一些華人和中國公司出資爲到訪的澳洲官員招妓。好多澳洲官員去了中國以後，回來馬上就改變了態度。」[25] 中共憑藉雄厚的財力，拉攏全世界的共產黨、左派政黨和左派人士，讓他們作爲中共在各個國家的內應，推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中共用同樣的手段拉攏及收買西方金融界、實業界人士，邀請他們成爲座上賓，給他們生意上的好處，通過他們遊說各國政府，影響西方國家的經濟、金融政策。在中美貿易戰當中，中共高層與華爾街大佬互動頻繁。美國很多頂級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在中國有相關業務，爲了擴大業務，聘用了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那些人憑藉個人關係在自己供職的機構裏替中共發聲。 （2）滲透學術界、智庫 很多西方智庫直接影響國家政策、戰略的制定，因此中共對智庫格外重視。胡佛研究所的報告揭示，中共尤其致力於影響美國朝野看待問題的視角，並製造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題。中共通過爲美國智庫提供資金以達到其影響、左右這些智庫的目的。幾乎所有跟中國問題有關的智庫，中共都曾經試圖收買、控制或者影響。[26] 《華盛頓郵報》披露，中國一些公司欲控制美國智庫，比如中共電信巨頭華爲公司不僅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同時也試圖通過提供資金影響華府智庫的獨立性。[27] 華爲向劍橋、牛津等二十多所英國高校提供贊助。英國國家安全專家、安全與情報研究中心的格里斯（Anthony Glees）教授說：「英國大學裏的中國資金資助電子方面的研究。這構成了國家安全問題。」他認爲，華爲通過「未來種子（Seeds for the Future）」項目與大學建立聯繫，吸引年輕人才，「絕對是經典的共產黨顛覆戰術」。[28] 中共用金錢、地位、榮譽等收買海外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某些被收買的學者緊跟中共的宣傳攻勢，著書立說，圖解中共的「和平崛起」、「中國夢」、「中國模式」。這些學者的態度轉變，又可以間接影響西方對中共的政策，這正是中共想達到的目的。 雪上加霜的是，過去幾十年來，西方人文社會學者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只要稍加「引導」，他們就會從相信左派意識形態發展到主動擁抱共產黨政權。 （3）拉攏、利用、控制海外華人僑領、商人、學生 中共把海外華人對祖國的情感，轉化爲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同情和認可。爲此，中共對重點羣體提供財政支持，以收買海外華人的人心。中共常將「愛國之心，骨肉情誼」掛在嘴上，故意混淆「中國、中共」的概念，騙取海外華人對中共政權的擁護，同時充分利用海外諜報系統，將反對者邊緣化，打擊對中共不滿者。 中共利用各種機會邀請海外華人到中國經商投資，高規格接待華人僑領，對特殊的海外親共分子，還安排他們和中共高層見面，參加所謂的「國慶」典禮等。 美國「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多爾夫曼（Zach Dorfman）在美國政治網站《政治》（Politico）上發表長篇調查性文章，披露中俄，尤其是中共，在加州硅谷地區的統戰間諜活動。[29]文章以舊金山僑領白蘭爲例，指出中共利用她操控舊金山的中華商會（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排斥法輪功、西藏及親臺灣、親維吾爾族等團體參加新年遊行活動。 《USCC報告》還披露，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受中共操控，是中共在海外的重要棋子。有的CSSA分支在其網頁上毫不諱言自己是中共大使館設立的，或者直言是其下屬機構。[30]他們經常接受指令，阻止異議人士表達觀點，騷擾、恐嚇、監視不順從中共的學生。 CSSA甚至還直接涉嫌工業經濟間諜活動。2005年，法國《世界報》（Le Monde）披露，比利時魯汶大學的CSSA，是中共在比利時的經濟間諜網絡的前線。該間諜網絡有數百名間諜，在歐洲各個企業裏工作。[31] （4）利誘電影娛樂界 中共近年來不斷加大力度滲透美國娛樂業。2012年萬達集團出資26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AMC，此後又以35億美元收購傳奇影業、11億美元併購美國第四大院線卡麥克。[32]阿里影業則於2016年收購好萊塢大牌導演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安柏林合夥人（Amblin Partners）公司的部分股權，並派駐一名代表進入安柏林合夥人董事會中，參與公司重大事項的決策。[33] 中共在娛樂界滲透要達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世界按中共的劇本「講好中國（共）的故事」，用「和平崛起」的正面形象，掩蓋其暴政和稱霸野心，同時忽略其擴張中不斷輸出黨文化敗壞世界。從1997年到2013年，在歷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0部電影中，中國只投資了12部好萊塢電影。但在接下來的五年裏，中國參與了41部好萊塢最賣座電影的投資。 [34] 中國快速增長的電影票房市場讓好萊塢垂涎。他們很清楚，得罪中共會被排除在這個巨大市場之外。在利益面前，好萊塢開始自我設限，不冒犯中共，甚至有的已經拍好的電影，因怕得罪中共而出血本更改畫面。[35]對中共發出不同聲音的美國娛樂界明星，中共採取限制其入境，或者在中國市場對其封殺的手法。好萊塢影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因直言不諱地表達對西藏問題的立場，不但遭中共封殺，在美國的演藝事業也嚴重受阻。爲了不得罪中共，某些製片人拒絕給李察‧基爾參演的電影投資。[36]此外，還有很多著名影視歌明星因言論或行爲觸犯中共禁忌而上了黑名單。 （5）威脅恐嚇海外持不同政見者 中共對西方學者，特別是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中國問題專家，採取威逼和利誘的手段施加影響，致使很多學者主動自我審查。威逼手段包括拒發籤證──這對年輕學者影響最大，爲了職業發展，許多學者主動迴避人權、西藏問題等所謂「敏感話題」，避免觸怒中共。 常常發聲批評中共政權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榮休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發現，不但自己上了中共的黑名單，無法去中國旅行，而且自己的經歷成了一個反面教材，讓年輕同行噤聲。[37]2017年10月，曾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到香港進行私人性質的活動，但在香港機場被拒絕入境並遭遣返。[38] 《USCC報告》揭露，「中共情報部門還針對少數民族，如居住在海外的維吾爾人，讓他們做中共間諜。若不同意的話，中共會威脅要將他們的家人送到新疆的拘留營地，或將他們留在那裏。」已經受過威脅的維吾爾人透露，這種強制行動的目的是「不僅要收集關於維吾爾人在國外的活動細節，而且還要在西方的流亡社區內製造不和，並恐嚇人們，以防止他們反對中共政府」。[39] 3）「國之重器」：經濟技術超限戰 如果說「大外宣」和「統戰」是中共施展的「軟實力」，那麼，發展高科技的「國之重器」則是中共追求的「硬實力」。中共上世紀50年代的「趕英超美」，是自娛自樂的鬧劇；而今天，在被西方扶持成一個超級世界工廠之後，中共的「趕英超美」卻具有了現實的威脅。1980年以來，中共實施了一系列科技戰略計劃，包括「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中國製造2025計劃」（2025年從「製造大國」成爲「製造強國」，領軍大數據、5G等）、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規劃（2030年領先世界），目的是把中國的世界工廠升級爲2.0智慧版，進而一統天下。 一個國家謀求產業升級，這本沒有什麼問題。一個國家用政府的力量去支持重點產業的研發，也無可厚非。爲什麼中共的科技大戰略對於西方就成了威脅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直白地說，中共的科技發展不是爲了加入世界高科技行列，與各國平等競爭，而是要用卑劣的手段把對手徹底幹掉，打垮西方的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從而稱霸世界。中共發展科技實力的目的是服務於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是爲了共產主義最終統治世界。 技術創新是資本主義自由思想帶來的果實，與共產主義的極權專制有着天然的衝突。中國大陸的科研人員連使用國外搜索引擎的自由都被剝奪，要想在共產黨的網絡封鎖、思想禁錮的環境下做出真正的科技創新突破，是很困難的事情。中共於是採用各種非正常手段來竊取西方的技術，用非正常手段來引進尖端人才，用非正常手段來搞垮西方的產業。西方花費數十年、天文數字般的經費研發出來的東西，卻被中共竊取、消化吸收甚至改進，然後不計成本地大規模量產，再傾銷到全世界，把西方私人企業和經濟打垮。可以說，中共正在用「超限戰」的手法來打贏這場技術戰。 （1）「技術換市場」的陷阱 「中國高鐵」近年來成爲了中國的「國家名片」、高端製造業走向世界的代表、「高鐵外交」的主角，其短短十餘年的發家史讓中共官媒稱爲「傳奇」，但對西方公司來說，卻是一場技術被盜、貪小失大、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噩夢。 中國高鐵於上世紀90年代初起步，到2005年前後，放棄了自主研發，轉向引進西方技術。中共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獲取技術，然後自主生產，實現「彎道超車」。中方要求，投標前國外廠商必須與中國國內機車車輛企業簽訂完善的技術轉讓合同，否則取消投標資格；中方還設置了一個考覈環節，叫作「技術轉讓實施評價」，不考覈國外企業教得怎麼樣，它只考察國內企業學得怎麼樣，只要是國內企業沒有學好，中方就不付錢，還要求訂單的最後一列的國產化率要達到70%。[40] 如此霸道的條款沒有讓西方公司止步，因爲他們覺得龐大的中國高鐵市場不容錯過。日本的川崎重工、法國的阿爾斯通、德國的西門子和加拿大的龐巴迪都來投標。面對中共的「技術換市場」，西方公司沒有誰願意把自己的核心技術轉讓出去。但是，中共在幾家公司間玩遊戲，總有一家會被眼前的利益所誘惑。果不其然，看到某家公司將佔有中國市場時，其它幾家也眼紅了。於是，幾家公司都掉入了中共的陷阱。結果是中國同時引進了上述四家高鐵公司的技術。 中共政府不計成本投入鉅額資金，中國高鐵進入了跨越式的大發展時期，修建了世界上里程最長的高鐵。幾年時間，中國就把西方的技術消化吸收，變成了所謂的「自主知識產權」。更讓西方公司跌破眼鏡的是，中國竟然開始在國外申請高鐵專利了。中國高鐵成爲在國際市場上與曾經的「老師」展開激烈競爭的對手。因爲中國積累了大量里程的實踐經驗，又有大規模生產帶來的產業優勢，以及政府在後面不顧代價的財政支持，中國高鐵具有很大的競爭優勢，成爲中共「一帶一路」的王牌項目。 在西方公司夢想着分享中國高鐵市場帶來的巨大財富的時候，猛然回首，發現不但被擠出了中國市場，甚至在國際市場上也淪爲弱勢羣體。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Central Japan Railway Company）名譽主席葛西敬之（Yoshiyuki Kasai）痛心地說，「新幹線是日本的明珠。技術轉移到中國是一個巨大的錯誤。」[41] 中共也承認，中國高鐵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然而其目的從一開始就是要幹掉所有的巨人。具體而言，中共有雙重目的：近期目的是用經濟上的成就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用經濟技術發展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遠期目的就是要證明共產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所以不擇手段來獲取技術，並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對付資本主義自由企業。 用技術換市場，強制技術轉讓，吸納並改進外國技術，先是佔領中國本土市場，再轉身大舉進軍國際市場，用價格優勢直接挑戰老牌廠商，中共這樣的做法讓西方公司吃盡了苦頭，也開始了反思。不過，許多西方公司爲了眼前的利益，依然飛蛾撲火般地跟中共做交易，而中共想要獲取西方技術的野心從未停止。「中國製造2025」就是這一野心的體現。 2015年，中共政府提出了一個十年綱領，稱爲「中國製造2025」計劃，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從製造大國變爲製造強國；而到2035年，中國的製造業將超越德國和日本等工業發達國家；到2049年，中國將在製造業主要領域裏具有創新引領能力，建成全球領先的技術和產業體系。中共政府把製造業上升爲「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 （2）「偷出」一個「製造強國」 中共政府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提升自己的製造、創新能力呢？仍然是幾個慣用的老套路。第一，如上面的高鐵的例子所表現出的強迫技術轉讓，用技術換市場，很多西方企業就是在這樣自己豢養着明天的競爭者；第二，要求合資，讓中方從合資企業中獲得技術，支持中外企業、大學在高科技上的合作；第三，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海外併購」高精尖企業、直接投資關鍵技術的初創企業、建立海外研發中心等；第四，吸引國外領先企業和科研機構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第五，實行特殊政策，直接引進國外的高端技術人才，搞「千人計劃」等等。 美國硅谷的很多初創企業都需要資金。中共不計成本，用國家的錢投資美國初創企業，用這種方式掌控美國的新一代技術。中共投資的這些初創企業研發的產品包括航天器火箭發動機、自主海軍船舶感測器，可以給戰鬥機駕駛艙印刷柔性屏幕的設備等。[42]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榮休主席肯‧威爾科克斯（Ken Wilcox）2017年披露，在短短六個月裏，曾有三家中共國有企業邀請他做代理人，爲之收購技術，不過他都拒絕了。「三家公司都表示他們受命於北京，但不知道自己要買什麼」，他說，「他們幾乎什麼技術都要，無所不包。」[43]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於2018年11月發佈的《301調查報告》中提及的丹華資本公司，就是利用來自中共的風險投資，幫助中共政府獲得美國的尖端技術和相關知識產權。[44] 這些措施還是放在臺面上的，而用非法手段直接盜取西方技術是中共實現技術跨越的殺手鐧。中共盜竊技術的手法遠遠超越了過去商業間諜的範圍，它採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的手段，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人員，包括職業間諜、網絡黑客、留學生、訪問學者、在西方公司工作的大陸和臺灣移民以及被利誘的西方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從西方盜取技術和機密。 美國的隱形戰機F-35一直是中共覬覦的對象。一名來自中國的叫蘇斌的加拿大永久公民，2016年因爲偷取F-35機密而被判五年監禁。蘇斌與兩名中共軍方的黑客合作，入侵隱形戰機F-35研製公司洛克希德‧馬丁的電腦之後，把商業機密偷偷拷貝出來。除了F-35，蘇斌等人還竊取了隱形戰機F-22的資料。調查還發現，蘇斌一夥還盜取了波音C-17戰略運輸機的機密，從波音的系統裏偷走了630,000個文件、高達65千兆的資料。[45]中共近幾年展示出來的隱形戰機J-20與美國的F-22很相像，而更小型的FC-31就是洛克希德的F-35的仿製品。 杜克大學的「超材料」（metamaterials）專家大衛‧史密斯博士（David Smith）發明了一種隱形斗篷（invisible cloak，電磁波遮蓋物技術）。這是用於隱形戰機上的重要材料，美國軍方出資數百萬支持史密斯博士的研究。2006年中國留學生劉若鵬來到了史密斯的實驗室。FBI的一位反間諜官員相信，劉是帶有任務來的。在2007年劉帶着由中共政府爲其出差旅費的兩位前同事，來到了史密斯的實驗室，並在隱形斗篷項目中工作了一段時間。讓史密斯意外的是，一個同樣的實驗室在中國被複制了出來。[46] 2018年12月20日，美國司法部起訴來自中國黑客組織「APT 10」的兩名中國公民。起訴書中指，從2006年到2018年，與中國（中共）政府關係密切的APT 10進行了廣泛的黑客攻擊活動，竊取了包括NASA和能源部在內的超過45個受害組織的海量信息，領域涵蓋醫療保健、生物技術、金融、製造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FBI局長克里斯‧雷（Christopher Wray）說，「中國（共）的目標是取代美國成爲世界領先的超級大國，他們正在使用非法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47] 中共對技術和專利的盜竊令人防不勝防。正如三藩市一位長期反間諜的美國情報官員凱瑟琳‧派克特（Kathleen Puckett）所說的，中共「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間諜活動中，並免費獲得一切」。[48] 中共把偷盜行爲道德化、合理化、常態化、軍事化，用愛國主義、民族情結和金錢名譽利益，發動了一場盜取西方先進技術的「人民戰爭」，這種駭人聽聞的變態行爲是史無前例的。 有人說，偷技術只能是支離破碎、東拼西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偷不出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這種對中共的盜竊行爲的認識是危險的。電子時代的諜報戰，與過去偷拍幾張圖紙的間諜行爲不可同日而語。中共盜取的是某項技術的完整的資料庫，而且很多時候是連人帶技術一起捲走，加上中國幾十年打造出的世界工廠的驚人力量，以及中國長期投入積累的研發能力，中共真的是能偷出一個「製造強國」的。 （3）集人才爭奪戰與諜報戰於一體的「千人計劃」 自從中國於上世紀70年代後期打開國門至今，數以百萬計的學子留學海外，他們許多人學有所成。中共企圖招攬、利用這些西方培養出的高層次人才，直接把西方投資研發的先進技術、經濟信息「引進」中國，助其實現稱霸世界的野心。2008年起，中共多部門聯合發起的耗資巨大的「千人計劃」，名義上是高薪聘請海外華裔尖端人才回中國從事全職或短期工作，其真實目標瞄準的是西方的高科技與知識產權。 美國聯邦調查局在2015年9月的一份有關「中國人才計劃（千人計劃）」（Chinese Talent Programs）的解密文件裏總結說，「招募這些人使得中共可以：1）獲得美國的尖端技術研究和專業知識；2）從已在美國進行多年的科學研究中獲益，而這些研究卻是由美國政府和私營資金資助的；3）嚴重影響美國的經濟。」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2018年12月13日的一份報告聚焦中共的千人計劃，指出這些外國研究人員一邊領着美國政府的資金，一邊將美國的知識產權轉移到自己的國家，使得全美各地的學術機構成爲受害者。[49]報告的作者之一、NIH諮詢委員會共同主席威爾遜（M. Roy Wilson）指出，入選千人計劃的一個關鍵條件就是能接觸知識產權。他強調，問題並非零星個案，對美國研究的威脅「嚴重程度不可忽視」。[50] 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從事能源、經濟和安全項目研究的資深研究員哈雷爾（Peter Harrell）說：「中共以動員整個社會的方式取得技術能力。這包括藉由海外投資收購創新公司；要求西方公司轉讓先進技術給中國，作爲開放市場的條件；提供龐大的國家資源以資助國內技術發展；贊助海外頂尖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的訓練；以重金吸引人才回國。」[51] 中共的千人計劃實際涉及到的人數可能上萬而不止，幾乎把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留學美國的科技精英蒐羅殆盡。這實質是在利用整個國家的力量進行人才和知識產權上的超限戰。 （4）邪惡的舉國體制 除了偷，政府扶持和補貼也是中共實現野心的重要一環。政府扶持意味着政府可以拿出鉅額資金來支持相關重點產業，實際上就是以一個國家的力量去對付西方的私人企業，對於那些領導者通常讓企業自身做出商業決策的國家來說，這構成一個直接的挑戰，可以說西方企業一上來就輸在了起跑線上；政府補貼意味着企業可以不計成本，其競爭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猶如洪水猛獸。 太陽能電池產業就是中共政府補貼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2017年4月的一份報告顯示，十年前的「十大太陽能電池生產商」中還沒有一家中國公司，但是現在有六個來自中國，其中包括前兩名。在做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奧巴馬大力提倡綠色能源產業，不過有數十家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申請破產或削減業務，挫傷了當時人們對清潔能源的狂熱樂觀情緒。[52]這就是中共政府補貼太陽能電池板帶來的廉價傾銷對世界市場的傷害。 西方國家也會由國家出面來資助重點前沿項目。互聯網的原型就是首先由美國國防部研發出來的。但是，西方在國家層面的參與是有限度的，一旦進入商業化，就基本上由私人企業來主導了。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有很多先進的研究成果，有專門的「技術轉讓計劃」（NASA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來協助私人企業把這些成果商業化。比如，NASA的許多軟件項目，都會把源代碼放在網絡上作爲開源讓人們免費下載。而中共是用國家的力量直接參與高科技的商業化，相當於用一個「China Inc.」來與西方的私人企業競爭。 「中國製造2025」計劃當然離不開政府補貼。如果中共繼續如此，就是要在其它重大產業領域裏重演太陽能電池板的故事，讓中國的產品成爲世界的工作殺手。中共通過經濟和技術上的超限戰，成功地讓衆多西方企業，包括跨國公司陷入了中共的陷阱。它們爲中共貢獻大量的外匯收入、貢獻了先進技術，成了中共的搖錢樹和肥羊，但卻無法真正自由經營，開拓自己的事業。它們只是被中共利用來實現野心的棋子。 4）全民諜報戰 中共把所有的信息都當成可以利用的武器，不管是政府的還是私人企業、個人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域、哪個環節的，都可用來實施其戰略野心。中共還用立法的方式把全體中國人都綁架到這種超限戰中。中共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明確寫道，「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和配合。」[53]這意味着任何中國公民都可以被中共強迫要求蒐集情報，成爲間諜，這種間諜戰規模前所未見。 2018年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中共「非傳統間諜活動」的聽證會，FBI反情報處副處長比爾‧普里斯塔普（Bill Priestap）揭示了中共這些活動的特徵：中共有時玩弄規則，另一些時候則扭曲規則，並且破壞規則達成自己的目的；他們也試圖重寫規則，按自己的要求塑造世界。司法部國家安全處（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助理檢察長德默斯（John Demers）在作證時直言，中共的「中國製造2025」表面是「創新指導」，實質是盜竊指南。他披露，從2011至2018年，在該部調查的據指涉及或有利於某個國家的經濟間諜活動案件中，有超過90%與中國（中共）有關係；而該部處理的超過三分之二的貿易機密盜竊案也與中國（中共）有關係。[54] 我們在前面的「偷出一個製造強國」裏提到了中共利用黑客和利誘高科技人員盜取西方知識產權的例子，其實中共的諜報戰遠不限於知識產權領域。 中共在國內控制所有的重要私營企業，在國際上則利用這些被控制的名義上的「私企」進行情報收集。美國德州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說：「華爲是蒙上一層電信公司薄薄面紗的共產黨間諜機構，它的監視網絡跨越全球，它的客戶是諸如伊朗、敘利亞、朝鮮和古巴這樣的流氓政權。」[55] 法國報紙《世界報》（Le Monde）2018年1月份發佈的一項調查指出，位於埃塞俄比亞的非洲聯盟（AU）總部的機密資料每晚都被髮往上海，持續了五年之久。中共被指爲幕後操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7月13日發佈的一份新報告披露，華爲是AU總部大樓一些網絡技術基礎設施的提供者。[56] 來自哥本哈根大學軍事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litære Studier）的博士後雅各森（André Ken Jakobsson）說：「令人擔心的是中共可以獲得非常關鍵和敏感的資訊，它們能進入控制我們整個社會的系統。所有的一切在未來都會連接到5G網上。我們擔心的是，提供這樣的設備的國家──中國（中共）控制着開關。」[57] 中共在中國運用裝備人臉識別技術的攝像頭、電腦網絡、人工智能，打造了一個無處不在的監控大網，如果不加以制止，中國的今天就很可能成爲世界的明天。 同時中共大規模使用黑客攻擊。早在1999年中共國安部黑客就僞裝成法輪功海外網站進攻美國交通部網絡，交通部聯繫法輪功網站得以澄清事實，隨後相關人員追蹤回溯，查到真正的黑客來自中共國內的某特務情報基地。[58]2015年6月，美國聯邦政府遭到中共黒客入侵，大量機密資料遭竊取，有超過2150萬美國民衆的資料被盜取。受影響者包括1970萬政府僱員，以及180萬上述政府僱員的家庭成員。萬豪國際集團（Marriott International）2018年11月宣佈，多達5億客人的包括護照在內的私人信息遭到黑客攻擊，發生的時間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2月12日證實是中共所爲。萬豪是美國政府和軍方人員的最大酒店供應商。 5）其它超限戰 中共同時也全方位使用其它超限戰手法，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外交超限戰。中共慣於使用「分而治之」的外交手段。世界批評中共人權狀況，中共於是邀請各國分別對談人權問題。各個國家都與其在私下談過人權問題，但是這對中共沒有任何制約力。它只是和各方拉鋸、扯皮，絕不會也從未做任何實質改變。世界維護人權的力量無形中被中共分化瓦解。中共用此手段從被譴責和制裁的困境中脫身，旋即加入世貿，馬上開始用經濟誘惑各國，再次嫺熟運用「分而治之」的外交手腕，在各個領域裏大舉突破。 中共還使用流氓的人質外交，把本國和他國的無辜民衆當作人質。中共在獲得永久最惠國待遇之前，幾乎每次跟美國談判之前，都要抓捕本國的異議人士，然後在談判中用釋放該異議人士爲條件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共產黨不顧本國人民的權利和死活，但是卻清楚西方自由社會關注任何國家的人民的基本人權，於是中共動不動就利用本國公民作爲人質，把刀架到本國人民的脖子上來要挾敵人，這是真實反映中共超限戰思路的一個案例。 隨着經濟迅速發展，中共底氣越來越足，外國人質也成爲其外交籌碼。前文提到的蘇斌2014年被美國指控採取黑客行動，入侵美國軍事資料庫。隨後，加拿大基督教援助工作人員高凱文夫婦被中共逮捕，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華爲副總裁、財務長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被捕後，引發中共外交部一連串的強烈抗議，中共駐加使領館動員大批加拿大親共華人抗議，此外，中共又拘捕了三名加拿大公民作爲報復。[59]這一方面是直接向加拿大施壓，另一方面則是要分裂加拿大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中共行事無法無天，任何在華的外國人都隨時可能變成中共的人質，作爲其實現政治、經濟、外交目的的籌碼。中共脅迫海外華人尤其是異議人士的時候，更是常常以他們國內的親人爲人質。 軍事超限戰。中共研發非對稱性武器，如反艦導彈、反航母導彈等等，在常規武器方面，企圖用數量優勢超越美國的技術優勢。中共在經濟和技術層面壯大，使其有更大的操作空間施行鍼對美國的網絡戰、空間戰，以及其它非常規高科技打擊手段。在本章上篇對此問題已經進行過論述，這裏不贅。 中共軍方公開宣稱，其嚮往的戰爭手段「都是以超國家、超領域、超手段方式出現的」。在他們的理想戰爭模式中，「有形的國家疆界、無形的網際空間，國際法、國家法、行爲準則、道德倫理，統統對他們不構成約束力。他們不對任何人負責，不爲任何規則所限，在目標的選擇上無所不與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毫無顧忌地宣佈：「是否想過把戰場與非戰場、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與非軍事，具體點說，就是把隱形飛機、巡航導彈與網絡殺手，把核威懾、金融戰與恐怖襲擊，或者乾脆把施瓦茨科普夫（海灣戰爭多國部隊總司令──引者注）+索羅斯+小莫里斯（蠕蟲病毒製造者──引者注）+本‧拉丹（即本‧拉登──引者注）進行組合？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底牌。」[60] 金融超限戰。中共通過「經濟援助」、幫助私企建立基礎設施等方式，推廣金融支付系統和人民幣，意圖用人民幣取代美元在國際貨幣流通領域的霸主地位。按中共鼓吹的金融超限戰的思路，在必要的時候，中共可以通過海量濫發貨幣和破壞金融系統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中共智囊鼓吹，把外匯儲備武器化。 網絡超限戰。中共通過華爲和中興等全力搶佔5G技術和市場的份額，努力搶佔5G標準的主導權，意圖主導這個新的網絡世界。前達拉斯聯邦銀行行長表示，如果中共贏得5G競賽，「他們就會建立互聯網協議，就像英語取代德語作爲科學語言，接着成爲全球範圍內所有重要活動的語言一樣。」[61]互聯網已經形成了一個新興的世界，信息在這個世界裏按照不同於傳統世界的秩序流通，互聯網世界可以反過來制約和控制我們的現實世界。目前，互聯網面臨着以5G技術爲核心的新一輪演化，隨着5G和人工智能的結合，互聯網走向物聯網，將整個世界數位化，網絡對物理世界的控制力急劇擴大，整個世界的遊戲規則面臨改寫。如果中共主導5G，魔鬼將在網絡上大行其道，暢通無阻。 此外，網絡上流動着海量信息，中共的大外宣一旦和5G網絡世界成功接軌，其起到的軟性洗腦作用將大大超出現在的規模和效應。 毒品超限戰。在2018年8月16日召開的內閣會議上，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來自中國的以芬太尼爲主的類鴉片毒品氾濫「幾乎是一種戰爭」。[62]2017年，美國有逾7萬個毒品過量死亡的案例，其中超過40%與合成鴉片類藥物（主要是芬太尼及其類似物）有關。這些藥物主要在中國生產，然後通過美國郵政服務進入美國；或者是先走私到墨西哥，再通過美國西南邊境進入美國。[63] 中歐大學高級研究員、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孔那拉吉斯（Markos Kounalakis）2017年11月撰文指出，「在21世紀中共對美國的鴉片戰爭中，芬太尼充當着武器的角色。」他說，芬太尼已經殺死了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是中共兩面（two-faced）戰略的另一個例子。這種化學品真正的價值是被中共用來作爲一種「有利可圖」的鴉片出口品，同時也可被用來「摧毀美國社區，攪亂美國的政治格局」。[64] 人海戰術超限戰。中共也使用人海戰術。2018年9月，一個在瑞典旅遊的中國家庭大鬧瑞典酒店並誣稱受警方虐待的事件，經中共大使館及媒體渲染，掀起了中國人抵制IKEA及H&M的風潮。[65]隨後瑞典SVT電視臺製作的諷刺節目導致事件升級，成千上萬的網民翻牆出擊，「轟炸」瑞典大使館、節目主持人隆達爾（Jesper Rönndahl）和電視臺的臉書頁面。[66] 對中國傳統文化連根摧殘以及用黨文化對民衆洗腦灌輸六十年之後，中共確實能夠挾持億萬中國人，靠民族主義大旗使中國「全民皆兵」，成爲其人海戰術的工具。中共在2017年建軍90週年前夕，推出一款中共軍裝照互動網絡軟件，數天之內訪問量竟達10億之多。中共之所以能夠以民族主義的名義調動大批潛在力量，正是因爲很多人對中共的真實歷史茫然無知，尤其不知道共軍屠戮民衆的歷史。在中共黨文化中浸泡成長的中國人，爲了謀生、創業、留學來到海外打拼的同時，也不自覺地成爲共產文化的輸出者，成爲中共人海戰術的另一種兵源。可以說，中共已經成功培養出一代不用黨監管、可以隨時聽命於黨的第五縱隊。這將大大加強中共用人海戰術在自由社會內部搞大規模顛覆活動的能力。一旦發生戰爭，這種人海戰術的後果極其慘烈可怕。 文化超限戰。中共打着中國傳統文化、中國風土人情的旗號兜售中共的黨文化和價值觀。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都有濃厚的興趣，但了解有限。中共拿出傳統文化的某些表面形式，把自己僞裝成中國文化的守護者和真正代表。對於對中國文化所知有限的各國民衆來說，中共的這種騙術極難識別。 其它超限戰法。1986年，中共啓動國家863計劃，開展對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的「不對等混合戰」，這場「不對等混合戰」的「終極目標是，在經濟和軍事上完全掌握主動權，和美國對換角色」。這是一場「基於欺騙且無視規則的」戰爭，其策略則來自超限戰。[67] 中共在「六四」時，曾自己製造暴亂，嫁禍於北京市民，爲「平暴」製造藉口。迫害法輪功時，中共自己製造「自焚」僞案，火燒活人來升級迫害；香港佔中事件時，中共從深圳運人去煽動暴力，爲開槍鎮壓做鋪墊。中共視黑道暗殺行徑爲家常便飯，未來不排除中共用同樣手法在西方製造內亂，包括投毒、暗殺、爆炸、破壞電網和交通設施等。 超限戰的核心是敗壞人的道德，再用壞人去一步步毀滅人類。而中共善於利用各種手段來誘惑人違背道德和良知，讓人主動或被動地跟從邪惡。於是，對於在政治、經濟、軍事、媒體、文化、技術、教育等等領域裏有影響力的人，中共專門從人性的弱點下手：或者通過利益誘惑，或者通過滿足人的各種慾望來換取其和中共的合作，或者通過威脅和恐嚇利用人的恐懼或被中共誘惑中犯下的錯誤來強迫其和中共訂下契約爲中共服務，甚至提供強摘的器官來收買重要人物。 中共用來滲透世界各國的資源之巨超乎人們的想像，被揭露出來的事實只是冰山的一角。各國的各行各業，尤其是政界和商界中，有多少人成了中共的超限戰工具，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浮出水面。世界各國都開始實實在在感受到中共的全球野心和邪惡「超限」手段，也感受到中共代理人在關鍵時刻起到的破壞作用。 4. 「中國（共）模式」是邪靈綁架人類自毀的超級快車 過去十幾年中，中共的喉舌媒體和某些西方學者、媒體人大力炒作「中國模式」這個概念。類似的說法還有「中國道路」、「中國奇蹟」、「北京共識」等。所謂中國模式，大體是指中共把政治極權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相結合，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高速發展。事實上，「中國模式」的實質是「中共模式」，它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怪胎。 在論證「中國（共）道路」合法性的時候，使用的手段無非有以下四種：第一，以經濟發展證明其合法性；第二，以社會穩定證明其合法性；第三，以民意屈從證明其合法性；第四，以國際認同證明其合法性。 但是，對頭腦清醒的人來說，這四個證明都是站不住腳的。高經濟增長率無法掩蓋畸形的甚至是邪惡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共打造出的所謂「經濟奇蹟」，其實是改革開放之後，部分恢復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下，中國人民長期被壓抑扼殺的能量釋放出來的結果。這種增長是建立在反人權、盜竊知識產權、對自然資源的無度索取和對自然環境的大肆破壞基礎上的，既是不道德的，又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經濟存在大量結構性問題，在現有政治體制之下根本無法解決，積累到臨界點之後一旦爆發，將給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都帶來巨大的災難。後面三種證明方式更是不值一駁：在武器高度不對等的今天，政府高壓維穩、對人民全方位監控，的確能夠做到相當長時間內的「社會穩定」；中共壟斷一切媒體，不同的聲音早已被扼殺在萌芽之中；在全世界人道德普遍下滑的今天，通過欺騙或者收買，找到幾個給中共唱讚歌的「國際友人」也並非難事。「中國（共）模式」的所謂「成就」無法掩蓋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 由於魔鬼本性使然，中共處處以傳統文化、正統道德、普世價值爲敵。今天的中共，正是世界的邪惡軸心，是全人類的敵人。如果世人不能猛醒，反制中共這個人類共同的敵人，中共將給世界帶來滅頂之災，原因如下。 中國疆域遼闊、人口衆多，2010年後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軍費開支全球第二的核大國。歷史上和今天的任何其它邪惡政權都不曾像中共這樣擁有如此巨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中共吸收了現代極權政體和中國古代權謀當中最邪惡、變異的部分，作爲其統治的指導思想。因此，中共不按牌理出牌，其謀略的深沉、毒辣往往超出所有國家的領導人及戰略家的想像力和理解力。中共綁架了13億中國人民。這個龐大的市場成爲世界各國垂涎的對象。中共以此拉攏引誘各國的商人和政客，脅迫他們對中共的人權迫害和邪惡行徑視而不見，甚至主動對中共投懷送抱。 中共在歷史上用各種手段殺害了八千萬中國人，現在對法輪功學員、基督教家庭教會、藏人、維吾爾人、異議人士、底層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一旦中共政權垮臺，將面臨被清算的下場。爲此，中共寧可在極權、迫害這條路上走到黑，也不會選擇告別歷史舞臺。在自保的過程中，中共就像一個急於逃脫的重刑犯，不惜一次次犯下更加駭人聽聞的罪行。中共是共產邪靈在人間選定的主要代理人。共產邪靈是宇宙中變異的魔鬼，從產生之日起，就受到宇宙中正神的清剿。因此，中共存在的始終都伴隨着強烈的危機感和恐懼感。這種危機感和恐懼感驅使中共在危機到來時，很可能會「狗急跳牆」，採取極端的手段以自保。在危機感的驅使下，中共把維持世界秩序的美國當作首要敵人，暗中積蓄力量，妄圖取代美國、稱霸世界。與此同時，中共採用各種手段，輸出中共模式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用共產毒素毒害世界。「一帶一路」、「大周邊計劃」等表現了無與倫比的地緣政治野心。更可怕的是，中共正在馬不停蹄地準備着和美國的最後決戰。 中共的一切野心，從「軟實力」到「硬實力」，再到「銳實力」，採用的都是不計道德底線的手法，而這正是爲了服務於一個更大的野心，那就是摧毀世界的傳統道德和普世價值，這就是中共的「反道德野心」。中共的野心是邪惡帝國的野心、世界政府的野心、讓魔鬼統治世界的野心；它只會將極權壓迫帶給世界，把思想禁錮和洗腦帶給世界，把監控全民的警察國家帶給世界，把無神論和暴政帶給世界，把消滅私有制帶給世界，把消滅宗教和傳統文化帶給世界，把淫亂、腐敗和道德墮落帶給世界，把世界帶入貧窮和動盪，把人變成非人。把人類拖入道德墮落的深淵，也正是共產邪靈安排的毀滅人類之路。 中共是魔鬼經過長期的周密安排而刻意製造的一個獨特的政權、機制、社會現象，其目的就是在道德敗壞的末法時期，大規模破壞神傳給人的傳統文化和普世價值，敗壞維繫了人類社會數千年的正統道德，從而毀滅全人類。因此，中共除了在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妄圖稱霸以外，必然要把其無神論與顛倒的善惡觀強加於各國，把世界重新「意識形態化」，這樣它才會有安全感。中共現在就是在用各種方式腐蝕各國政要、媒體、民衆，把黨文化灌輸到各國，最終讓人們與中共同流合污、共同墮落。這才是中共推廣「中國（共）模式」的真實用意。 5. 教訓與出路 1）錯誤的綏靖政策 2018年3月，《經濟學人》雜誌以「西方爲什麼看錯了中國？」爲題，反思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文章承認，西方曾經下注「中國將走向民主和市場經濟」，但這場賭博失敗了。他們認爲，中共治下的中國不是一個市場經濟體，以它的走向，將來也不會成爲市場經濟體。相反，它把商業和貿易作爲國家權力的一部分來控制。它用中共特色的暴政方式「主導」全球經濟，用金錢操控商業夥伴，用懲罰手段對待它不認同的人和事。[68] 野心勃勃爭奪霸權的中共，給世界帶來了嚴重威脅。可悲的是，直到今天還有大量的國家、政府、政要與中共把酒言歡，身在危局而冥然不覺。這讓人反思，到底是誰在養虎爲患？爲何人們會與狼共舞？出路又在何方？ 事實上，如果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幫助，沒有那麼多跨國公司、高科技巨頭和大財團的支持，中共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內從一個經濟極其虛弱、搖搖欲墜的政權發展到不可一世的邪惡軸心，明目張膽地在全球各個領域裏挑戰美國，把魔爪伸向全世界。 白邦瑞強調，西方世界一直對中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如主觀認爲中共遲早會民主化、中共嚮往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共遲早會融入國際社會秩序、美中交往能帶來完全的合作、中共的鷹派力量薄弱等等。美國官員嚴重錯估、低估了北京的野心。白邦瑞極力呼籲美國政府，趕快認清現實，對中共展開反制措施。否則，中共贏定了。[69]班農也提醒：「中國領導層根本無意加入基於規則的戰後國際自由秩序。他們有自己的計劃，並且非常嚴格地執行了這個計劃。」[70]這個計劃就是中共要利用國家政權力量掌控全球重點產業、大膽進行地緣政治擴張、在科技和金融方面實現世界霸權而完全不顧世界的通行規則。 2）西方爲什麼看錯了中共 除了前面提到的魔鬼對中共的複雜安排、中共的狡猾善變、自由社會難以分清「中國」與「中共」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人對短期利益的追求，無論是個人、公司或國家，這給中共提供了可乘之機。 中共的道德敗壞就是針對自由社會的人道德上的蟻穴而鑽入其肌體，讓其爲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侵蝕立國之本。近觀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出於階段性的利益考量，而不是從最根本、最長遠的利益，即從美國立國精神出發，行使神安排給美國的角色和使命。 人的榮耀和權力來自神，神給予人的榮耀是根據人的道德而定的，神給予一個民族和國度的繁榮和強大，也是根據這個民族和國度的道德而定的。人靠人的手段當然無法破除共產邪靈的安排。這樣思考，也就清楚了西方的失誤在哪裏──人的做法沒能逃出魔鬼之手掌，因此最終不成功。 很多國家政府、大公司、商人可能表面上或在一時從中共那獲得所謂的「好處」，但犧牲道德原則終究讓他們得不償失。那些表面的利益其實都是毒藥，只有不貪圖眼前利益，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中共不是正常意義上的政黨或政權，它不代表中國人民，而是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表。與中共交往就是與魔共舞，與中共友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惡爲虐，把人類推向絕路。反過來講，對中共的反擊就是一場正與邪的較量，這不是單純的國家利益之爭，更是爲了人類的未來。 3）出路何在 今日的中國和世界，都處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對中國人而言，揹負重重血債的中共早已沒有改良的可能。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更好；去除共產黨這個毒瘤，未來的中國才會煥發出勃勃的生機。對世界各國人民而言，中國是東方的文明古國和禮義之邦。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會成爲世界文明的正常一員，其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豐富悠久的傳統文化資源會成爲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中國大陸的民衆在苦難中艱難前行，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本質。2004年11月《九評共產黨》發表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恢復了道德勇氣，勇敢地與魔鬼切割，目前有超過三億民衆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如果自由世界能支持這個潮流，也跟中共這個魔鬼切割，它就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更無法在全球肆意妄爲。 強大的前蘇聯政權在一夜之間就解體了，中共雖然在全球到處伸出魔爪，但一旦世界都能認清它的邪惡本質之時，都能夠做出正義的選擇，其解體也可能在人們意想不到的一夕間發生。 中共的興起，很大部分源於人類道德的下滑，源於人對利益的追求而矇住了智慧的眼睛。走過這個劫數需要我們重拾道德勇氣，恢復傳統價值，堅定對神的信仰。 要打敗中共這樣的魔鬼，僅僅依靠世俗力量是不夠的。魔鬼的力量高於人，這也是中共能不斷擴張的根本原因，但魔鬼永遠也無法跟神的力量相比，只要人跟神站在一起，按神的意志行事，人就會得到神的佑護，就會強大無比。 中共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抵制中共的野心，事實上是在挽救人類文明、挽救人類的前途。中共必定會被神淘汰，抵制中共，是爲了避免伴隨中共一起被淘汰的命運，實質是在拯救人類自己。△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着我們的世界》全書。 ***** [1]《九評共產黨》，〈第二章 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大紀元新聞網》， http://www.epochtimes.com/gb/4/11/21/n723946.htm。 [2]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頁1，頁62。 [3]喬良、王湘穗：《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頁1，頁63。 [4]喬良、王湘穗：《超限戰與反超限戰：中國人提出的新戰爭觀美國人如何應對》（北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 [5]Louisa Lim and Julia Bergin, 「Inside China』s Audacious Global Propaganda Campaign,」 The Guardian, December 7,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dec/07/china-plan-for-global-media-dominance-propaganda-xi-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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