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爲清朝順治時期的第一位狀元，並曾出任宰輔，是以家門顯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學習國學，據說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先後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發生興趣。

1926年冬回國後，傅斯年被聘爲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後創辦了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自任所長。他還積極組織了幾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其在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於這一時期。

抗戰期間，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聯大教授的同時，還擔任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抨擊貪官污吏，當時權傾一時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彈劾下落馬的。

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多爲有名氣的知識份子）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覆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了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還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傅斯年亦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機關，並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瀾。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着極爲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衆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爲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爲他們很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爲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事實上，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爲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爲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其眼中，中共與蘇聯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斯大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稱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因爲有着這樣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爲了紀念傅斯年，臺灣大學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大師已去，惟留餘音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