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刊登了一篇標題爲《請作協官員走出災區「總統套房」》的文章，內中寫道：「一向被國家斥巨資和正部級行政級別高額榮養的中國作協，面對災情卻如此不關痛癢，極盡揮霍，在旱情嚴重的災區召開250人豪華年會，不僅入住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一席宴更是吃盡數萬名小學生的捐款。」對此，作者直指作協官員：「此情此景，不知作協的官員們作何感想？」

作協的官員們該作何感想？竊以爲文章的作者還是天真了些，既然知道作協屬於官方的，作協的不少所謂的作家都是有級別的官員，那就應該知道，他們所關心的絕非是災情，絕非是百姓的痛楚，而是如何寫出符合「黨主子」要求的作品；是故又怎能奢望他們深入災區，體恤百姓疾苦呢？怎能奢望他們寫出反映百姓真實生活但不符合「黨主子」要求的作品呢？

或許，很多人還記得在與西南旱災相隔快兩年多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一名叫王兆山的山東作協副主席發表的那首《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的詞作吧？在這首「遺臭網絡」的詞作中，王兆山發出的「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縱做鬼，也幸福」、「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的聲音不僅讓人憤怒，而且彰顯出的奴性亦令人作嘔。不知王兆山是否也參加了這次重慶聚會，也許面對西南乾旱，他還會將這樣的詞句獻給西南百姓吧：「縱渴死，也幸福」。

而另一位名揚大陸的作家、亦是上海戲劇協會主席的餘秋雨，則在四川地震後發表了題爲《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博文，文中勸告失去孩子的父母不要和政府「作對」，因爲政府已經「盡力」了，況且「這次大災難主要還是天災」，而「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另一位中國知名作家、作協主席鐵凝則在2009年10月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期間對記者說： 「啥叫書報檢查制度？在中國藝術家享有極大的自由。」「在中國，沒有人會因爲寫作而坐牢。」

如果中國作協裏都是像王兆山、餘秋雨、鐵凝這樣的人物，他們又怎會在乎人們的指責呢？因爲只要「黨主子」滿意，他們就有生存的空間，就有花天酒地的資本。儘管鐵凝在4月1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作協有「一萬個存在的理由」，但事實上，這一萬個理由歸根結底就只有一個：爲黨服務。

爲黨服務的作家自中共成立之後就並不罕見，而中共也有意識地將作家培養成黨忠實的「傳聲筒」。1980年，作家丁玲發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述：「1954年，有一位身居領導地位的人對我和周立波等人說：『作家有什麼了不起，黨叫你當，你就是作家，黨不叫你當，你什麼也不是。』難道作家是『黨』叫當的，而且這裏的『黨』是什麼含義，我當時就想不清楚，後來從實踐中知道，真有這麼回事。」

「黨叫你當，你就是作家，黨不叫你當，你什麼也不是」，果然是一語中的。寫《莎菲女士日記》時的丁玲，是真正的作家；但是當她明白了「黨」的含義的時候而進行創作時，她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家了，而只是個政治化了的作家。這樣的中國作家在現代中國可以列出一長串：郭沫若、周揚、周立波、鐵凝……

政治化了的作協和作家自然得到了「黨主子」的回報。像那個王兆山，就入選了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代表團名單，而鐵凝的「高度政治性」也使她的作協主席做的穩穩當當。

就本人愚見，作家，就是將生活寫成文字的人，從而讓閱讀者體味人生百味。一個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具有獨立的人格，具有獨立的思考、批判能力，具有深刻的人文關懷精神，而這正是當今衆多中國作家所缺乏的。也許，確切地應該說，在中共一黨執政下根本不就允許有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存在，作家可以寫風花雪月，可以寫俠骨柔腸，可以寫一點點社會的陰暗，但是作家絕不可以直諷或暗諷「一貫正確的黨」。如果作家逾越了這條線，那麼後果是可想而知。而作協自然承載着替黨「管理」作家的功用。

可是，政治化了的作協和作家們是否想到，自己的「黨主子」真的可以活十年二十年嗎？當「黨主子」無存時，自己該如何自處呢？正如兒童文學作家鄭淵潔在新浪微博上嘲諷的那樣： 「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個理由。需要一萬個理由才能證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離壽終正寢不遠了。」

大概作協也離壽終正寢的日子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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