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上海交响乐团前指挥陆洪恩,一个对于许多当代人完全陌生的名字,一个被历史遗忘了很久的人,却在三十二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在许多知识份子弯下了高贵头颅之际,拼劲全力书写了“大”字的人生;而更让人慨叹的是,他是哼着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此等大丈夫视死如归的气概,让多少人为之汗颜! 这位1953年就担任中国顶尖乐团的知名指挥家,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曾参加过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 1957年“反右”时,陆洪恩与乐团另外一个领导黄贻钧主张乐团“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并有意识地常常借故让乐团停止一些政治活动,因此避免了该团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陆洪恩的上述观点,后来都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6年,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原因是他在单位讨论会上批判江青所提倡的样板戏,并喊出了“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反党”的“大不敬口号。 陆洪恩入狱后一直被反铐双手,还经常被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的傲骨却从不曾被暴力摧垮。在一次上千人的批斗会上,造反派逼令他交代攻击江青革命样板戏的罪行,可他依旧理直气壮地说:“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还未等他说完,造反派们对其又是一顿暴打。结果是,他的脑袋被打得肿了起来,嘴唇被撕裂。当难友们劝他少言以免遭皮肉之苦时,耿直的他却表示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讲。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几个月的如此折磨,让不到五十岁的陆洪恩头发全白并开始脱落,身体也更加纤弱,四十九岁的人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衰老。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音乐的热爱。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他与难友谈莫扎特、谈贝多芬,谈他在奥地利学术交流期间的美好情景。他每天还都会哼唱《英雄曲》与《庄严弥撒》,他说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大师向黑暗挑战、不屈不挠的英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曲是“圣咏”,并表示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一次,看守让人把饭菜倒在地上,命陆洪恩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陆洪恩拒绝了,当难友表示喂他吃饭时,看守却训斥称:谁喂他吃饭就惩罚谁。此时的陆洪恩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自然他又遭到了一顿暴打。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陆洪恩下了以死抗争到底的决心,遂将遗愿托付给同室的难友刘文忠(正是他,让我们知晓了指挥家狱中的岁月)。他的二个遗愿是:一、找到被发配去新疆的儿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二是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 或许他的预感是对的,在一次毒打后,陆洪恩发起了高烧,说起了胡话,并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大家都为他捏着把汗。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当监房中又一次批判开始时,陆洪恩却慷慨激扬地发表了长达15分钟的檄文,句句惊心,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份子?……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 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份子赶尽杀绝。……‘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 “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68年4月28日,陆洪恩在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证”是“防扩散”,并随即被押赴刑场处决。 就这样,又一个追求民主自由、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份子被中共消灭了,虽然“文革”后陆洪恩被“平反”,但曾被侮辱的、被欺凌、被伤害的一切就这样可以烟消云散吗?还有多少类似的血案被掩盖?还有多少人对既往的伤害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继续做顺民?而造成这一切的中共依旧在堂而皇之地迫害着无数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民众。 我们真的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吗?真的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吗?请君三思。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