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问题是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

“四·二五”事件，我认为是中国人和平抗争，用讲真相和非暴力反对中共谎言和暴力的开端，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起点。在4月25日这样一个历史纪念的日子，作为一个记者的观察，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十一年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不仅没有消灭法轮功，反倒把法轮功推上了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记者，在新华社工作28年，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3年，2003年退休。1999年“四.二五”事件开始后我一直在观察法轮功，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纯粹是用新闻眼来观察这个社会现象，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法轮功问题是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

我不是从法轮功的角度来看法轮功，我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下来看这个问题。我经常关注和观察中国大陆新闻，亲眼看到法轮功和中共暴政历年来的受害者，以及目前所谓的高增长的受害者，利用独立思考的记者，律师和知识份子乃至党内有识人士，正在汇成一股推动中国社会演变的洪流。

作为一个记者长期的观察，我相信因为法轮功和其他的中共暴政受害者们的努力，不用很久的时间中共的统治就将被结束，民主自由的社会将会在中国出现。

尽管经过十一年的残酷镇压，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至今还是有着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我自己在2003年退休前，在法广任职的时候，我还收到北京朋友来信告诉我他们经常在信箱里收到法轮功的传单。目前的黑暗是短暂的，中国各基层的法轮功修炼者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而且以各种方式，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继续这讲真相救世人的活动。

与此同时，法轮功在十一年间已经变成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在加拿大，在北美，在欧洲各地，在日本，在台湾，在印度，在亚洲其他国家都有法轮功的修炼者，这说明法轮功提倡的价值准则不仅受到了中国人的拥护，也受到了很多国际人士的拥护。这样就使法轮功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她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国家在修炼，而是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

从中共的情况来看，中共这六十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看，这三十年来的绝对权力已经形成了中共的绝对腐败。我本人不会看水晶球，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历史的大趋势。据我了解欧洲有一些明智的政治家，已经开始在为以后的历史做准备了。

法轮功创造了众多的“未曾有”

我为什么说法轮功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呢。我今年七十多岁了，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比较了解中共，有些事情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六十年中共不断的搞政治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但是历次的政治运动结果都是很悲惨的。在所有的运动中，中共始终都是镇压成功，迫害成功，甚至还能把被镇压被迫害的人改造成功。历届政治运动中当时对它有看法，有批评的人，经过它的镇压打击，反倒回过来对中共歌功颂德的人也有。

但是九十年代初出现的法轮功和其他共产主义受害者群体不一样，在中共六十年暴政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受害者群体能够作出像法轮功这样顽强持久的抗争着，也从来没有一个受害者群体能够像法轮功那样彻底的揭露了中共谎言和暴力的真相的。从来没有。

在残酷的镇压面前，法轮功没有后退，他们用讲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用非暴力对抗中共的暴力。没有一个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群体在海外创立了从来未有过的三大媒体。通过三大媒体揭露中共的暴行，唤醒民众的觉醒，从而引出了波澜壮阔的退党大潮。

没有一个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群体在海外诉诸国际司法起诉江泽民等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并且获得了国际司法界的同情和支持，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也还从没有过一个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群体，在海外创立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神韵晚会在我看已经成为了中国舞台艺术的经典。

中共对海外媒体的反法轮功宣传

中共对所有西方记者下了很大功夫，不停地把他们请到北京，去谈去访问，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共自己的报导方针传达给他们。一些记者看不破，相信他们的谎言。而且中共在这些记者中物色一些比较出类拔萃的，专门去拉拢他们，告诉他们该报导不该报导什么，中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把这些灌输给他们。这些记者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敢报导真实的情况，是很可悲的，也很可怜的。

在法国，中共外交官把反法轮功的宣传一直做到外交部的桌面上去。它动用它的强大的对外宣传一直影响到海外的外交部门。法国的很多部门在国际问题的报导上也是要看外交部的眼色的。

2000年我在法广中文部担任主任时，曾经接到中共大使馆的电话。大使馆的官员很热情的约我要喝咖啡。我去了后，他在说了一番客气话后，拿出一口袋材料，里面全是反对法轮功的宣传材料。这位官员明确告诉我，希望你的电台今后不要报导法轮功了。

当时我回答他，我的电台不是“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是独立运作的电台。为什么法轮功问题让你们这么紧张，这倒引起了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好奇心。他说，吴先生我就是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啊。我说你们真正要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门打开，让外国记者到中国去自由的采访法轮功。你能不能把国门打开呢？他听了后不敢讲话了。

这个例子说明中共处心积虑的在做国际新闻界的工作，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反对法轮功，这是很清楚的一步棋。而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做，这就更使我明白一点，法轮功问题确实处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

中共的迫害成就了法轮功

中共为什么对法轮功问题这么紧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历年的受害者群体里，没有一个群体做到了彻底揭露中共的本质。法轮功经过十一年没有被消灭，而是像火中的凤凰再生，她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事业，发展自己的事业。

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三大媒体可以说占据了所有向中共抗争的舆论阵地，通过维权抗争的舆论阵地就是三大媒体。现在在欧美，越来越多的记者注意到三大媒体关于中国的报导，从新闻业务上来说经常有他们自己拿不到的消息，现在三大媒体正在变成报导中国新闻的权威机构。

而且法轮功能把迫害他们和迫害其他群体的中共暴政告到国际司法，告到联合国，像这样一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中共十一年迫害法轮功，结果却反其道而行，把法轮功推向了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因此中共对法轮功痛恨的要死，恨不得马上消灭，中共原来计划是三个月，甚至一年消灭法轮功，但是谁都看得出来，法轮功是根本消灭不了的，因为她是正义的，因为她是受害者，因为她是一个不屈服的信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继续加强迫害法轮功，只能是加速它自己的灭亡，仅此而已。

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

我亲身经过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明确知道中国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但是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社会演变，又是什么时候实现这样一个社会演变，我不是政治家，无法说的很准确。但是以一个记者的眼光来分析，大体这个方向是看得清楚的。

中共的问题和苏共的问题不完全相同。当戈尔巴乔夫问世时，苏联的老一代革命家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困难比现在中国内部有改革思想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小的多。中共从苏联和柏林墙倒塌中所吸取的教训就是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能稳住政权了。所以这些年它一直搞高增长，不管环境，不管社会财富分配，拚命搞高增长，吸引更多的外国人给钱。

中共觉得它可以从经济上解决它生存下去的问题，但是它没想到，它避开了经济的陷阱，却永远无法避开社会的陷阱。而这个社会陷阱完全是它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因为这个高增长是在一党专制的制度下进行的。一党专制下开放市场，等于黑社会开赌场，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成为中国的财富占有者。

中国的贪污腐败，只要有眼的人都能看见。海外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如果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敢讲话的话，他是会看到中国的贪污腐败是扩散性的。我的一些法国企业界的朋友告诉我在中国不行贿的话什么事都做不成。

中国的贪污腐败造成了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到中共官员手里。很多的人是高增长带来的贪污腐败的受害者。其中一个就是访民。这个访民的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他们是被逼到无路可走的路上。这样一个贪污腐败的状况的社会，能够存在多久呢。

中共比苏共有更严密的组织制度，不用说戈尔巴乔夫了，连赵紫阳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有那么一点点改革思想，都被停职，解职，被隔离，一直软禁到死。它里面能否出来一个像戈尔巴乔夫的人，现在谁都不敢推测。因为它这个体制就是只要有这个苗头就把它打掉。它的制度是高度的警惕。所以我觉得不能对中共内部有人出来进行政治改革搞民主自由报任何幻想，这种幻想是太廉价了。

民主国家在和中共合作关系上的误区

现在很多民主国家的人们担心中共倒台后中国会出现大乱，出现无政府状况，这种谣言，这种论点完全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把这种观点散布到世界各地，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长治久安。

这些人的误区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独裁政权上，他们觉得本国的利益是在于和中共独裁政权搞好关系。这种思想是西方各国传统的思想，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皇帝，与他们合作，维护他们的利益。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的主要的潮流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自由。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如果把希望寄托到中共独裁政权上，等于把自己和中共独裁绑在一起，那将来有一天很可能会和它一起沉没。

另外中国和民主国家最大的区别是政治制度造成的。欧洲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利益和主张，有冲突有摩擦，但是没有到你死我话，水火不容的地步。

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应该看到，第一，民主自由的顺潮，无论是商人在利益上的打算，还是政治家精心的计算，都是阻挡不住的。最好还是顺应潮流而行。

第二，民主国家和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良好关系的建立，在于大家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共同的民主社会制度，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间的关系才能比较正常的发展，出现问题才能找到比较妥当的解决办法。那种把希望寄托在中共集权专制的人，我劝他们不要抱着一个腐烂的木头在大海里游泳。

海外新闻业者如何理解中国问题的观察点

目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真正能看透中国核心问题是什么的，这样的记者在西方并不多。所有的新闻记者服务于他的老板，他的企业，而企业的老板包括报业的老板完全是从市场的价值来判断事情。比如说在法国，如果有一个记者如果因为报导了中国的真相被中共驱逐出境，老板不是热情的欢迎他，而是把他放到一边去，再不重用。为什么呢？老板认为这个记者得罪了中共，得罪中共就意味着失去了在中国的岗哨，观察的阵地。所以他就认为亏本了。

从这个角度说，西方记者真正能独立思考，客观公正地独立报导中国的并不多。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记者，他们不得不顾忌老板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不得不顾忌如果不按照老板规定的方针做，自己将来会失掉什么，很可能被炒鱿鱼。所以新闻工作者能够摆脱利益关系的考虑来报导中国的社会的是很少的。

我觉得真正认真客观观察中国的记者，明确的政治家，不应该把眼光放到中南海，要放到广大的中国社会，放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去报导那些正义力量，去报导那些中共暴政的受害者他们现在的活动，尽可能的情况下帮助这些受害者，能让他们尽快的结束中共的统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观察点和一个政治家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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