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某位乡长，为了响应反腐倡廉的号召，率先公布了自己拥有的财产，却被上级以“哗众取宠”的罪名勒令离职。更有中共官员在面对公众要求公布官员财产压力的时候，竟以“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和“官员隐私需要保护”来辩解。也有北京的官员，以“稳定压倒一切”的理由反对官员公布财产。背后的逻辑是若官员公布了真实的财产状况，将对社会稳定构成冲击。

这个结果当然一点也不奇怪。根据北京几家权威机构的内部调查，中国的三千多名亿万富翁中，有两千九百多名是高干子女，占比例超过九成。中国0.4%的人占据了中国70%的国民财富。中国的贫富悬殊，在去年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10%的最低收入阶层和10%的最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达到十二倍多，比二零零零年增加了一倍。中国太子富豪、妻子富豪以及二奶富豪的集中发家时期是九十年代，发家的路数非常简单，先是金融投资市场，而后是房地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富豪产生首先和社会主义有关，其次和市场有关。在这里，社会主义意味着权力垄断，市场意味着交换。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的富豪，是围绕着被高度垄断的权力交换进行的。

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总结说，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自利型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治国不是目的，把政治交换成为财富，再用财富维护政治权力才是党国官员们的目标。明乎此，便不会对数十万大学生争相竞争十个“公务员”职位感到奇怪了。

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官员的职位都是明码实价。县里的局长若干，公安局长若干等等。高级一些部门比较文明，通常以间接和迂回的方式进行，比如帮助上级领导的家属子女创业致富，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成果。在中国大陆，有了权便可以谋财，可以谋色，也可以谋命。邓玉娇案、石首案、层出不穷强拆房屋和征地纠纷案，都是例子。

外国企业很快参透了其中奥妙。于是各级大小太子太女，大奶二奶们，无论学识能力就都可以纷纷进入外资上岗，担任董事经理总裁，高薪养闲人。港台企业一般不会这么迂回转折，直接海外帐户伺候便是。对于商业企业来说，这种方法简单明了方便易行，容易控制成本。所以才有张五常称赞中国是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样的优越性，党国官员们怎么舍得拿到阳光下去晒呢？究竟，阴暗的玩意儿都是见不得光的。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28期“锋笔天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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