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的瓮安事件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在此之前，民间抗暴大多数以希望政府或中共中央主持公道为特征，因此我们才看到中共武警在用装甲车镇压了汕尾村民后，死者的家属跪在武警的面前希望讨回尸首。而瓮安事件则有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民众以火烧县公安局大楼的形式表达了对中共当局的彻底反抗；第二、网络上90%以上网民的支持表现出全国人民对中共的不满；第三、中共出于对奥运会面子的考虑，撤销了当地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的职务，在民意压力面前迅速抛出基层官员作为替罪羊。

接下来的“杨佳杀警事件”，则是又一次网络民意的集中表达，新浪网上87%的人支持杨佳，并奉上“快刀杨大侠”的称号。“邓玉娇事件”、“绿坝事件”和 “石首事件”相继发生时，中共退缩与镇压并举，也表现出这个邪恶政权死不改悔的顽固。

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多么成规模的抗争也都会招致中共调集更大规模的暴力予以扑灭，除了可能会拿出一些钱来安抚苦主，撤销某个基层的官员以平息民愤外，中共对于抗争者的逮捕和镇压也极其严厉和残酷。

由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打破的循环。由于民众的抗争，即使中共作出让步，也是以确保中共的统治为前提的。而中共统治注定了它会不断制造类似汕尾、瓮安、邓玉娇之类的事件。民众是否会因此而对苦难和不公感到习惯和麻木，是否还会永远对每个个案保持热情，这都是一个未知之数，也是中共所希望的——在抗争和镇压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正因为民众能够抽出精力关注的个案永远是少数的，大多数的中共恶行于是就可以悄然进行了。

我们需要看到，民间抗暴活动的普遍和不断升级与“九评”的广传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民众挣脱了对中共的恐惧，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才有了与中共的直接对抗。然而，在另一方面，抗争中的民众忘记了一个把“三退”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旗帜打出来，这给了中共苟延残喘的机会。

民间维权如果走“石首”的抗暴之路，由于人群的集中，中共也便于集中兵力予以镇压。而“邓玉娇事件”迫使中共做出让步的假姿态，则是全国各地“周末散步” 的压力所致。“绿坝”的缓行，也是因为抗争者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网民。可以想像，如果类似“石首”的事件能在十个地方同时发生，中共的镇压机器就很可能会失灵。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同时在许多地方发生抗暴事件并非没有可能，且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等待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如促成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民众会在等待的过程中遭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

不妨设想一下，大陆参与“三退”的民众已经有5600万之多，这个人群分布在全国各地。在他们决定退出中共的时候，已经说明了他们乐见中共的解体。当 87%的网民支持“快刀杨大侠”时，民间一面倒地反对中共的格局已经形成。此时，如果抗暴者将“三退”街头化（既然已经可以用砖头与武警或警察对攻，就更不应缺乏打出“三退”标语的勇气），比如打出“石首人民集体退党，解体中共万恶之源”类的标语，则可能会迅速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响应，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关注。一旦“三退”在全国的响应如“声援邓玉娇”或“反对绿坝”一样普及，加上国际社会的瞩目，中共的末日就已经到了。此时中共已无能力像镇压天安门的学生或瓮安、石首的民众那样动用武力，又不可能拿出钱来收买全国的民众，它就失去了所有应变的退路。

“三退”是一场和平、理性，代价最小的解体中共之路，也是中国和平转型的最佳道路。如我在2006年2月14日发表的针对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维权运动的文章《对绝食维权运动的四个预言》之结尾所说：维权运动需要向广度发展：告诉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这一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必须向深度上发展：传九评、促三退，帮助中国人摆脱共产邪教，重获新生。维权运动如果能与“九评”“退党”有效结合，则会将其性质从弱者向强者的抗议，升华为正义对邪恶的宣判。

（原标题：全民抗暴 推动“三退”街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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