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汶川大地震死难的这些学生的家长们，他们是忍受着巨大的丧子之痛，去四处的讨说法，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大量世人的同情支持的，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去为孩子们讨还公道。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余秋雨却发表文章，他却去指责这些悲痛的家长们，您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之后是什么感受呢？

李天笑：我觉得很悲哀，也很痛心，因为做为余秋雨这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他应该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为孩子的家长讨回公道，能为他们争取权益也好，能够替他们说两句话也好。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他是采取了一种“落井下石”的方式，虽然是用一种劝说的、煽情的方式来劝说他们，实际上我想后面的东西，是想让他们放弃对政府的问责和问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作为一个文人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

第二点我想现在最可耻的，而且也是最讨中共政府欢喜的，也就是要把人祸说成是天灾，或者是把人祸的成分缩小，把天灾的成分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家长们非常清楚，他们孩子死了，有多大的钱能够来赔偿我这生命呢？我现在就要个说法，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是站在学生家长的这一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余秋雨本身也不得人心。

第三点我想余秋雨他用了一些煽情的语言，特别是用了一些比较大的、模糊的这种概念，比如说中华民族啊、整体利益、识大局等等这种。在这个背后我觉得他是用这种中华民族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这种概念来打压、抹杀个人的权益。

我们知道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是有这个权益能够通过法律的渠道向中共的政府，通过法院来讨回公道的，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你不能够因为说他们现在联合起来了，或者是他们捧了他们自己孩子的相片，见到记者就向他们诉说，因为这些行为，所以你就认为他们不应该，没有这个权利进行上诉，我觉得这些是完全不应该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余秋雨正像BBC还有其他的外国评论讲到的，就是起到了中国政府想说不敢说的这么一种作用。

主持人：是，像您所说的他起到了中国政府想说而不敢说，他却替中国政府来发声了。您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跟中共政府宣传的主调子不谋而合的一种巧合呢？还是他有意的去迎合中共当局的意愿呢？

李天笑：我想迎合的成分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像这样一个比较能够了解真相的人，他是比一般的民众更有机会来比较各种信息，有出国的机会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国外的资料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是知道一些情况。

但问题是出于自己个人有什么利益在里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昧着良心在做了这些事情。那么也许在他本身来说，他觉得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说我就是要跟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一致，在这样的情况，共产党现在很明显，就是前一个阶段稍稍的新闻自由的门缝打开了，但是也不是情愿的，是失控。

实际上就是一个失控，因为在早先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两条：一个就是要正面报导，第二个就是不允许各个媒体自己去报导。但是去的很多，灾情又这么严重，所以它也管不了，管不了怎么办？将计就计就采用这种方式什么的，就是用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歌功颂德这种方式来把这个东西引导到正面的方向上去。

如果说发现了这个问题，比方说发现出现了反思的问题，讨论灾前、震前有没有预报？或者是豆腐渣工程对孩子的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延误灾情？这些东西一旦出现以后，马上现在就出现了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现在对外国记者的控制要从新发记者证等等这些东西都出现了。

我想余秋雨他是知道这个情况的，那么他选在这个时机，正好是媒体有的不敢说的话，或者是中共官方宣传部门不敢说的话，那么他以一种社会名流的方式，用煽情的语言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一点来说呢，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很坏。

主持人：还有一点，余秋雨在文章当中就说，说十三亿人都默哀了，一个佛学大师也说了话了，所以这些死去的孩子们他们会成为菩萨。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些在天之灵就应该是得到安宁了，所以结论就是家长们不应该再跟政府去找麻烦了。那您是怎么看他这种说法的呢？

李天笑：我觉得首先这个余秋雨是太过于自信了，就是你可以用你所谓最大的好意去揣摩中共政府的心思，也可以用最小的善意去揣摩灾民的心情、情绪，但是你也不能够、你也不可能去揣摩到底这些人是不是会上天堂，变成一个菩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主持人：你凭什么来说这样的话？！

李天笑：这个佛学大师，我想他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哪位佛学大师！所以这问题本身是很明显，你们都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但即使是这样，你这么说了以后，实际上对这些孩子来说，我说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呢？就有一个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模仿孩子在天堂的心理说：“余爷爷，如果你觉得这么好的话，那么我们很欢迎你也来啊！”是不是？所以说像这种问题是说的非常过分，而且有一点是背着自己的良心在说话。

还有一点，实际上我想这些孩子的家长如果听了这些话，那肯定是感到非常的伤心，等于是向他们的伤口上又抹了一层盐，因为他们所要的就是天经地义的，就是要公道，通过法律途径，也是合情合理的，上诉要求政府给个公道说法，要求惩办做这些豆腐渣工程的奸商和贪官污吏，我想这个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站在他们这一边，我想余秋雨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与人性相背的。

主持人：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管怎么样，余秋雨在他的文章当中是揭示了四点所谓的“诬陷”的证据，实际上中共它一直是在控制这方面，特别是这些学生家长要讨还公道的这一些，它是被封锁的，甚至是削弱他们的呼声的，但是余秋雨通过他的文章却把这个给揭示出来了，所以说有人认为他好像是别有用心，故意的用这样一种方法要把事情给揭开，您认为他这是有意的行为呢？还是他客观上造成的这样一个想法？

李天笑：我想，就算他有意，他也不是要把这个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去告诉民众，而是有意的要把这四点说成是诬陷，我想这个是有意的。但是不是诬陷？我觉得他在很大成分是歪曲了这个事实。

比方从第一点来说，是天灾还是人祸？这很明显是一个事实。你说一个雪灾，下大雪了，一个暴风雪下来，就像我们年初发生这个事情，它可能在日本、在美国，在各地方都不成为一个灾难，扫雪车很快就扫掉了，我们上次讲到在纽约市的话很快就扫掉了。

地震也是这样，在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青龙县因为他没有服从当时的领导说要….就是把这个消息自己拿回去了，把所有的民众都撤离到户外，实际上40万人除了1个人得心脏病之外，毫发无损。

那也就是说，地震本身它并不一定就是会造成死亡者这么大，也许说采取了事先预报的话，在大技术上就可能缩小了死亡的人数，可能就几百人或上千人或更少，都是有可能。

那么余秋雨这么讲法，我想实际上就是替现在的中共政府在“犯下了知情不报”这一点上来开脱罪责，这是很明显的。其他比方还有像官方宣布、法院不受理这些事情，应该是由法院来澄清的。现在的报导已经说明了6月3日的时候在都江堰，那时候法院门口已经围了150多人，最后是被警察驱散的，这些事情如果说真的是不实的报导的话，余秋雨本身他也没有能力去证明真伪这件事情。

主持人：我们知道著名的作家茉莉他就是说：“做为知识分子来讲，他的首要的社会责任就应该是监督和批评政府。”而余秋雨他不但没有站在这些受害的学生家长一面去问责政府，反而回过头来让这些家长要放过当局，好像他完全是站在政府的一方，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

李天笑：我觉得很大的成分就是在于他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是一贯的与党保持一致，习惯了，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文化上所谓的大师头衔，还有地位本身是中共给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是代表一个人，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中共一般采取在政治上高压，就是你只能说我喜欢说的话，在一定范围内发表一定意见，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以后，那肯定是要打压。

再一个就是在物质上进行收买，通过高工资或者各种各样的住房补贴等等这些事情，使的这些一代的文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自觉的或自觉的采取了跟中共一致的态度。

主持人：您是说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要成为这种“御用的文人”？

李天笑：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所谓向邪恶低头，就是在高压的政策下面，他们被迫的做一些睁眼闭眼，昩着自己良心不说话，保持沉默。

还有一种是向邪恶献媚，就是说我看准一个机会，觉得中共在这个时候有困难了，不便于出来说话，警察劝说也不行，强制镇压也不行，因为不得人心；而且中共政府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谈这个事情、避开这个事情也不行，那怎么办呢？看准这个机会，我现在就来说这句话，那这就起到一个作用。

那就是“政府不敢说的我说了，不方便说的我说了，”记住这笔功，以后可能会有偿还的机会，得到某种利益。我想在这方面，有很多人在中国社会整个道德滑落的大趋势下，往往就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生存下去。

主持人：在中共近60年的统治下，更多的余秋雨式的人物，他们是自觉的站在统治者的一边为他们说话，成为这种御用文人，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李天笑：我想像余秋雨这种人，本身也是中共长期统治的一个受害者，像文化大革命当中实际上他也参加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用各种笔名在学习批判，在《朝霞》杂志上面发表文章。但是在文革当中，人人可能都会受到毛泽东这种愚民政策的影响，这个东西我想不为大过；但是以后你要有一个反思，到所有社会的人都觉醒了，都在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沉浸在党文化当中，还替这个党为党来说话，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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