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人权人士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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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人人都知道失去自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究竟有多痛苦，就不一定了。对一般的人来说，妈妈不许你出去玩儿；老板强迫你工作，也是失去了自由，也会很痛苦，也会找妈妈和老板的麻烦。但是有了这种痛苦的经验，并不一定就能理解更严重的失去自由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记者们和好心人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监狱中的伙食怎么样？是不是挨打了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和真正的问题，是失去了自由。那才是真正的痛苦。三年被严格的单独监禁几乎被逼疯 我在监狱中的十八年当中，有三年的时间是被严格的执行单独监禁。其他时间虽然也是单独监禁，但没有那三年严格，还可以和警察、难友们聊天。在完全单独监禁的三年里，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放过一次风。这一年多就只能的一个很小的小房间里呆着。不准许任何人和我说话，门永远是关着，饭从铁门下边的小洞里送进来。连窗户外边的小小的院子，也不许人进入。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人开始慢慢的失去了耐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被折磨的感觉从你的内部生长出来。既不是疼也不是痒，但非常痛苦，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理智。更严重的就疯了，成为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政治犯就是这样被逼疯了，包括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犯。 在那一段时间，没有人会在意伙食怎么样，会不会挨打。甚至很多人都会自找挨打，挨了打你会觉得很舒畅。因为压抑在内心里的痛苦会发泄出来，会给人一种解放了的感觉。那段时间我也会故意闹事，用脚踢门，大喊大叫吸引看守我的人和我吵架打架。趁机发泄一下压抑苦闷的内心的压力。可惜这个方法只成功了一次。当时舒畅的感觉超过了我的预料，轻松舒畅了好几天。但第二次就不行了，人家发现了我的阴谋。不管我怎样踢门大喊大叫，就是不理睬我。后来一个好心的看守告诉我，上边有命令，不管你怎么吵闹都不许理睬你了。所以你也就别费事了。 看来这个办法不灵了，我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我手头有几本中学的俄语课本，每天就大声的朗读俄语，借以发泄心中的郁闷。整个监狱里都可以听见我每天读俄语的声音。其实我只是在发泄，并不是读俄语。很多年后有一个当时在同一个监狱的犯人遇到我时对我说：你的英语要是像俄语那么好就有用了。我很莫名其妙的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俄语很好呢？他说，那时候每天听你大声念俄语，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学英语学俄语。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其实连俄语也没学。他们住在大号里，自由比我们多那么一点点，就已经不能理解失去更多自由的痛苦了。 为骗国际社会 让我打了一次羽毛球 过了很久。有一天警察突然叫我出去打羽毛球。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打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异常，就痛痛快快的玩儿了一下午。那感觉好的超过了和看守打架。过了几天我就问警察什么时候可以打羽毛球。警察说什么打羽毛球，你做什么梦呢。十几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只让我打了一次羽毛球。放出来以后有记者问我说；监狱里的待遇不错吧，我们都看过你打羽毛球的录像。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只打了一次羽毛球。那是为了录像欺骗国际社会的。录完了也就完了，再想打球当然就是警察说的做梦了。 民主制度存在产生着颠覆专制的榜样作用 当人们自己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由的重要。以为中国人没有自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当中国人起来反抗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人民为什么要破坏良好的秩序。为什么要搞外人很难理解的文化革命。 现在的一些西方企业家和学者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在美国和在中国感觉有同样的自由。不错，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中国作为有特权的共产党的朋友，自然会享有和共产党一样的自由。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的忽略了：他们和共产党的特权阶级享有的比在美国更多的自由，是以牺牲大多数中国人的自由为前提的。 那些被牺牲的大多数，当然会反抗这种压迫，当然会制造不稳定，当然会造反。而共产党要维持它的专制制度，也当然要敌视更符合人类生存的民主国家。这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根本结构。 有些美国政治家说，我们可以放弃意识形态的不同来发展和睦的国际关系。我相信他们的良好愿望，但共产党不相信。共产党认为你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威胁。因为民主所保障的自由太有吸引力了，民主制度的存在每天都在证明着专制的失败。每天都在产生着颠覆专制的榜样作用，他们怎么会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呢。为什么美国在处理和中国有关的事务上经常犯错误，就是因为很多美国人不懂得：缺少自由是逼迫人们造反的根本原因。 你不能说服中国人满足于缺少自由的生活，你就不能说服共产党相信你的良好愿望。 ──原载《魏京生基金会》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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