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人權人士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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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人人都知道失去自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究竟有多痛苦，就不一定了。對一般的人來說，媽媽不許你出去玩兒；老闆強迫你工作，也是失去了自由，也會很痛苦，也會找媽媽和老闆的麻煩。但是有了這種痛苦的經驗，並不一定就能理解更嚴重的失去自由是怎麼回事兒。所以記者們和好心人們總是問我同樣的問題；監獄中的伙食怎麼樣？是不是捱打了等等。其實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和真正的問題，是失去了自由。那才是真正的痛苦。三年被嚴格的單獨監禁幾乎被逼瘋 我在監獄中的十八年當中，有三年的時間是被嚴格的執行單獨監禁。其他時間雖然也是單獨監禁，但沒有那三年嚴格，還可以和警察、難友們聊天。在完全單獨監禁的三年裏，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放過一次風。這一年多就只能的一個很小的小房間裏待著。不准許任何人和我說話，門永遠是關着，飯從鐵門下邊的小洞裏送進來。連窗戶外邊的小小的院子，也不許人進入。在這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人開始慢慢的失去了耐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被折磨的感覺從你的內部生長出來。既不是疼也不是癢，但非常痛苦，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就失去了理智。更嚴重的就瘋了，成爲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政治犯就是這樣被逼瘋了，包括共產黨內部的政治犯。 在那一段時間，沒有人會在意伙食怎麼樣，會不會捱打。甚至很多人都會自找捱打，捱了打你會覺得很舒暢。因爲壓抑在內心裏的痛苦會發泄出來，會給人一種解放了的感覺。那段時間我也會故意鬧事，用腳踢門，大喊大叫吸引看守我的人和我吵架打架。趁機發泄一下壓抑苦悶的內心的壓力。可惜這個方法只成功了一次。當時舒暢的感覺超過了我的預料，輕鬆舒暢了好幾天。但第二次就不行了，人家發現了我的陰謀。不管我怎樣踢門大喊大叫，就是不理睬我。後來一個好心的看守告訴我，上邊有命令，不管你怎麼吵鬧都不許理睬你了。所以你也就別費事了。 看來這個辦法不靈了，我就想出了另一個辦法。我手頭有幾本中學的俄語課本，每天就大聲的朗讀俄語，藉以發泄心中的鬱悶。整個監獄裏都可以聽見我每天讀俄語的聲音。其實我只是在發泄，並不是讀俄語。很多年後有一個當時在同一個監獄的犯人遇到我時對我說：你的英語要是像俄語那麼好就有用了。我很莫名其妙的反問他，你怎麼知道我的俄語很好呢？他說，那時候每天聽你大聲念俄語，一直不明白你爲什麼不學英語學俄語。我不知該怎麼回答他，因爲我其實連俄語也沒學。他們住在大號裏，自由比我們多那麼一點點，就已經不能理解失去更多自由的痛苦了。 爲騙國際社會 讓我打了一次羽毛球 過了很久。有一天警察突然叫我出去打羽毛球。開始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打了一會兒沒發現什麼異常，就痛痛快快的玩兒了一下午。那感覺好的超過了和看守打架。過了幾天我就問警察什麼時候可以打羽毛球。警察說什麼打羽毛球，你做什麼夢呢。十幾年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只讓我打了一次羽毛球。放出來以後有記者問我說；監獄裏的待遇不錯吧，我們都看過你打羽毛球的錄像。這時候我才明白爲什麼只打了一次羽毛球。那是爲了錄像欺騙國際社會的。錄完了也就完了，再想打球當然就是警察說的做夢了。 民主制度存在產生着顛覆專制的榜樣作用 當人們自己生活在自由的社會中的時候，不會感覺到自由的重要。以爲中國人沒有自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當中國人起來反抗共產黨的時候，他們不能理解人民爲什麼要破壞良好的秩序。爲什麼要搞外人很難理解的文化革命。 現在的一些西方企業家和學者也在犯同樣的錯誤。他們在美國和在中國感覺有同樣的自由。不錯，他們的感覺是正確的。因爲他們在中國作爲有特權的共產黨的朋友，自然會享有和共產黨一樣的自由。 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意的忽略了：他們和共產黨的特權階級享有的比在美國更多的自由，是以犧牲大多數中國人的自由爲前提的。 那些被犧牲的大多數，當然會反抗這種壓迫，當然會製造不穩定，當然會造反。而共產黨要維持它的專制制度，也當然要敵視更符合人類生存的民主國家。這是現代國際關係的根本結構。 有些美國政治家說，我們可以放棄意識形態的不同來發展和睦的國際關係。我相信他們的良好願望，但共產黨不相信。共產黨認爲你的存在就是對他們的威脅。因爲民主所保障的自由太有吸引力了，民主制度的存在每天都在證明着專制的失敗。每天都在產生着顛覆專制的榜樣作用，他們怎麼會相信你說的是實話呢。爲什麼美國在處理和中國有關的事務上經常犯錯誤，就是因爲很多美國人不懂得：缺少自由是逼迫人們造反的根本原因。 你不能說服中國人滿足於缺少自由的生活，你就不能說服共產黨相信你的良好願望。 ──原載《魏京生基金會》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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