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当天下午召开审前会议，以决定审理日期和证人。对于9人的所谓“非法集会”案，主控官要求7月31日星期一就开始审理。他的理由是这个案件很简单，就是看一看是否有准证。据被告法轮功学员说，前几次开庭时主控官也是一直努力争取将案件提前，如7月20日发生的3人所谓“蓄意骚扰”案，7月21日首次开庭时，主控官就提出要求下午开始审理。由于辩方需要时间准备，法官准予延期一周至28日。

在经过一轮协商后，法官最后决定9人的所谓“非法集会”案将于8月14日至18日开庭审理，3人的所谓“蓄意骚扰”案的审讯时间定于8月28日至9月1日。其中3人案将由律师辩护，9人案全部被告必须自己辩护。

本来上庭前全部11名被告中的10名已决定由律师辩护，学员为两起案件聘请的是同一名律师。后来由于上庭时间安排的太紧，律师短期内无法同时为两起案件的10名被告准备，只得放弃9人案以便能专注于3人案。

对被迫放弃辩护律师，须由自己辩护，被告学员普遍感到存在困难。9人案被告之一的沈健表示很遗憾，说“这是违背我们意愿的。”

随后9人案之一的王宇一要求控方提交证人名单和呈堂证物清单。法官说当天摄制的录像带将是唯一的呈堂证据。证人方面，控方目前只安排了两名，其一是当天摄制录像的警员，其二是东陵警署负责这起事件的调查官。

在回答王宇一问题后，法官也问辩方是否准备传召其他证人。这时黄才华首先提出需要传召一些现场警员为她当天的行为作证。王宇一则提出包括李光耀在内的8位证人为她作证，此言一出，马上引起全场的骚动。法官对此提出疑义，王宇一也做出解释，以下是当场的一段对话：

王宇一：我需要传召涉及此案的主要人员出庭供证。
法官：你可以将名单提供上来。

王宇一：我事先没有准备，我现在一一说出来，请您做好记录，
法官：可以。

王宇一：我要传召的第一位证人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第二位是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第三位是警察部队行动局副局长杨爱龙（Raymond Yeo）；第四第五是东陵警署正副署长；第六位是东陵警署调查官Deep Singh；第七位是刚刚走进来的东陵警署调查官Eddi Ho，他也是负责此案的调查人员；第八位是10月23日当天在现场让我收起横幅的警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曾对我说“我不要没收你的横幅，你只要收起来就没事的。”

法官：你提出的证人必须是对你自己有利的人，不是来被你盘问的人。
王宇一：我明白。这些证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懂得法庭供证的意义和要求。我不需要他们有意说对我有利或不利的，只要他们说出事实。在这起案件中，只要证人说出事实，只要法庭能公正的审理，只要法官能公正的判决，大家最后就会看到这个案子是根本不成立的。

之后在接受采访中，记者问王宇一，“这个案件涉及的问题是有无准证，你提出的证人与此案有关吗？”

王宇一说：“我们本来就是沿街发发资料，这种事情在新加坡多的是，根本就不存在有无准证的问题。多年来常听警察和政府部门官员说他们是出于不得已，但要按最上面要求办事这样的话，因此我们认为新加坡高层李光耀黄根成等有很强的涉案嫌疑。法庭审讯的目的就是要把案情搞清楚，缺乏主要的证人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注意到控方有意回避传召证人，希望草草结案。我认为这种想法不好，刑事案对证人证据是看的很严肃的，法庭传召必要的证人是公平审讯的前提。”

记者问王宇一是否认为李光耀会按要求出庭，王宇一说，“这是他应该履行的公民义务。我们这么多被告都知道是被无理起诉，但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无法应付频繁的上庭，我们中的几位已失去工作。但同时作为被告，传召需要的证人，也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这么多人都能做到，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当然考虑到他们中有些人年事已高，公务繁忙，这点我们会在时间上给予配合，为他们的出庭提供方便。”

王宇一最后说，“99年以来我们给他发了无数的信，希望他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能够做好，至少做的稍微象样一点点。他从未正面回答，只是一次次的将学员送上法庭。既然他相信法庭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那我们大家就一起走一趟，当面把话说清楚。也许他有自己的为难之处，也许他认为做的很有道理，也许他想证明自己并没有插手，那就请在庭上为自己澄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