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先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录：
我看到的安徽饿死人的情况
毛泽东不是傻瓜，他不是不知道亩产多少斤，他是农民的儿子，为什么还要人在大跃进中讲假话？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凝聚积极性，不准泼冷水；第二个是要打击泼冷水的人。他可以今天下一个红头文件，背地里他又拿出另一个通知。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参考》，那是司局以上才能看到的，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不是街上卖的那个《参考消息》。
安徽死人的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当时我们家我舅舅、外婆、爷爷、叔叔，全都是饿死的。我的父亲为了逃荒，从合肥乡下逃到了芜湖。他只要过了江就死不了，可是那个时候共产党为了威信，就在长江布置了江防，不准人过江。我父亲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被审查了一通，又被原路送回，结果饿死了。那么人往北去行不行？也不行，北边是蚌阜火车站，南北它全都封锁了。
有的地方能到南边去是因为它离南京近，共产党封锁不住。其它地方你走不了的，而且农民他走不动。中国的农民非常老实，没有好的吃坏的，吃不饱时饿一点儿，没有吃的找点野菜吃吃。他总是寄讬一点希望，看看明天怎么样，结果等到他饿得走不动的时候，已经迟了，走路的时候倒到哪里就死在哪里了。
我亲眼见过，饿死的人不象电影里拍的那样，有病、很难看的样子。你看他还是蛮正常的，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倒下时眼睛还眨巴眨巴的。头倒在地上碰出血了，他都没有力量来摸一摸伤口。
观音土就是白色的泥土。人饿到一定时候，毒药都敢吃。人吃了这种土也活不长，因为解不出大便。老百姓有一句话骂小孩子：“你不要嘴刁，一会儿叫你饿的口淌清水。”确实人人饿死之前，嘴里都淌清水，这是真的。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耻辱就是受骗
我今天本来不想发言，因为发言对我来讲又会回忆起很多痛苦的经历，提起来我就有点激动。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耻辱是什么呢？就是受骗，这是非常痛心的。我坐过12年半的牢。为什么坐牢，？我自己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把我弄到黑线人物的名单上，再加上我有海外关系，就是特务嫌疑，这样就坐了牢。
在监狱里，我整天带着手铐、脚镣，那个镣是最重的镣，38斤沉。带那个镣上床要用一点力气的，不然身体怎么倒下脚都上不来的。他们给带的镣铐有几种，一种是铐在手上，这是最普通的，也是最客气的。严重的他给铐在上臂，这个地方血液要流通，时间长了，手不光是麻了，你恨不得拿刀把手剁下来，就痛苦到这种程度。还有一种叫“苏秦背剑”(一手从背后下方，一手从肩头上方)，手一拉会很疼，这不是三、五分钟，都是很多天的事情。这种背铐铐人，人要吃，要拉，女性有月经，他不理你。吃饭时你只能趴在那个地方舔，跟狗一样，没人喂你。
我们监狱里有一个农民，他是怎么被判的刑呢？那是文革后期，他在公社干活下了工之后，到小店里打了四两酒，小店的人告诉他：“毛主席逝世了，你怎么还喝酒？”这个农民说：“唉呀，我们农民，他死他的，我喝我的。”就这一句话，现行反革命，被判了四年。
还有一个农民，他在地里干活时，隐隐听到哀乐声，因为那时共产党的头头脑脑们年纪都大了，一死就奏哀乐。哀乐一响，老百姓就知道是哪个领导死了，既不敢讲也不敢乱猜，乱猜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农民和其它人在那儿干活，远处高音喇叭放的音乐被风吹过来时，能听到，风一转向就又听不清楚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讲：“哎，你听，奏哀乐了。”另一个人说：“那是哪个大头子死了。”这个农民喜欢讲幽默话，就说：“这个头大，有8斤半。”那个猪头有8斤半，民间是这么个说法。(众笑)。后来上面布置要收集毛主席死了的时候什么人有什么反应，结果就把这个农民的话报上去了。就凭这一句话，“侮辱伟大领袖”，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8年刑。
我被平反后，到地方、单位、公安局转户口，转关系，这些人一再跟我说要感谢党，因为它给我平反了。在派出所我就跟他们说：“我不知道感谢什么。”这12年来，老婆离婚了，她不离婚不行啊，这个界限要划清。孩子们读小学，老婆离婚后，把孩子丢下走了。原来我很天真，以为我们单位至少要通知外地我的亲属来领两个孩子，结果他们根本没有。两个孩子饿急了，就去讨饭吃。女孩子大了，不好意思去讨，儿子上小学二年级，他饿急了就出去讨。他到饭店里，把别人吃剩的拿回去，那时候不象现在人们吃饭剩很多，那时能倒一点汤汤水水就不容易了，所以他讨到的都是这些东西。儿子把这些拿回家，安慰姐姐，姐姐一边喝一边淌眼泪。
共产党更邪恶的就是还叫我感谢它，那么也还真有人感谢。我到公安局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再生父母”的锦旗。送锦旗的那个人，从50年代就被关，关了几十年，在劳改场先是被劳教，后来变成就业人员，和劳改差不多，后来被平反转回地方，已经是个老头了。这说明很多事情在共产党这儿都是颠倒的。
入党的条件是跟党走，党搞假大空，你就要假大空；党搞左的路线，你就要跟着搞左的路线。所以几十年的结果，党的层层干部都是搞假大空，都是左的路线，都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甚至是踩得别人家破人亡，踩着别人的鲜血上去的。象这样一个政权，你还能指望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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