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中共取得统治权之后，大陆几十年间政治运动始终不断，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每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为了整人，必定要使出两大杀手锏，一个是政治强权，另一个就是造假谎言，其中后者又扮演了前者的开路先锋和辩护者的角色。中共造起假来手段其之娴熟水平之高，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服，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又都是由中共的造假本性所决定的。只要中共一搞政治运动，必定谎言满天飞。由于造假有术，又有一整套信息封锁的严密措施，每次政治运动中，上当受骗的也总是大有人在。一旦人们认清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审视法轮功在今日中国大陆的遭遇，你就会明白，江氏集团关于法轮功的一切宣传其实都是谎言，他们如此诬陷法轮功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

一、中共政治运动中的造假经典

中共统治大陆的历史，既是一部典型的政治运动史，也是一部经典的造假谎言史。

从1949年到今天，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中共就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就要制造一批冤假错案。如今，绝大多数冤假错案都平反了，没平反的只剩极少数。但不管是已经平反的还是没被平反的，当年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共都曾给冤案的当事人扣上过一顶顶莫须有的大帽子，而事实业已充分证明，这些帽子无一不是中共用谎言制造出来的，没有一顶能够成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仅仅在于，对于那些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中共已明确承认了自己的造假事实；而对于那些尚未平反的，他们则仍然还在不同程度的坚持着当年的谎言。

下面列举的就是这些造假谎言中有代表性的几例典型。

1、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在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一案中，中共给高岗、饶漱石扣上了两顶莫须有的大帽子，一个是“反党”，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以及这一活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达到顶点的事实，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反映。在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极大仇视；美帝国主义正在继续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并积极利用台湾和其他军事基地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和准备侵略战争。在另一方面，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分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也正在加紧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但是我们的敌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间享有无限的威信，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只要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地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敌人的任何进攻就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因此敌人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党，并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和蜕化上面。这是任何一个具有革命政治常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爱国分子都能认识的真理。高岗、饶漱石等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面结成了反党联盟，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举行进攻，企图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以便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他们的这种反党活动无疑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其实，高岗、饶漱石都是中共的开国元勋和有功之臣。高岗1926年加入中共，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1948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建国前后，高岗、饶漱石与刘少奇、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政见不一，加之二人又都是权力欲极强的人，终于演出了一场针对刘、周的夺权之争。

因此，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尽管至今未被平反，但许多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他们两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党联盟，而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屡见不鲜的宗派集团；他们所要反对的也不是他们心目中无比伟大的“党”，而是和他们政见不一，历史上一直有矛盾的刘少奇、周恩来。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当然更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只不过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斗争中，由于毛泽东偏向了后者，两人终遭败北，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2、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年初夏，毛泽东在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文革结束后，中共重新审查了胡风一案。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中共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1月，中共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三次平反，历时整整7年9个月。

被平反后的胡风在人们的视线中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原来，早在30年代初，胡风便在日本便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东京支部。回国后，他跟随鲁迅继续在左翼文艺工作。在40年代重庆国统区，他从来被视为进步文艺的重要人物，并长期领导了全国文抗的工作，与周恩来、乔冠华、邵荃麟等共产党人，都有密切往来。1949年后，他更是由衷的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试想，这样一个典型的左翼人物，怎么会一下“反党”，而且还有一个“反党集团”呢？！

3、所谓“资产阶级右派”

1957年4月27日，中共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运动开始后，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怀着对中共的满腔热情，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不料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却出尔反尔，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为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定了性，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认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从此，中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所谓反击右派的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全国45万真心向中共提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成了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此时的中共虽然仍坚持“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并未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近50万右派，当年根本就不曾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4、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

1958年，毛泽东发起三面红旗运动，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共中央从四方八面收到生产捷报，形势一片大好。但一向实事求是的彭德怀却怀疑实际情况，亲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乌石镇彭家围子，步行数里在田边数稻秆，又询问乡民，发觉地方干部都虚报产量，“吹得很厉害”！所谓大炼钢，是“大兵团作战”，炼一点铁，集中了全社人力，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甚至拆毁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后，他又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跟着他又去了30年前起义的地方--平江县。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干部竟把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产量当作是1957年的，从而向外证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员认知大跃进之不切实际，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若不纠正，将成灾难，但却无人敢向毛泽东直陈。彭在分组讨论会议上已多次直言，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但小组工作人员把彭最尖锐的言词都删去了。彭为了人民，不希望大跃进使中国陷于灾难，于是单独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信作参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跃进的失误，及时纠正。怎料这封私人信件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他把庐山会议延长，把这封“私人信”广为印发，让与会者讨论，最后发动对彭的批判，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1971年，毛泽东又把这定为中共党内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是这样给他们定性的：“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决议》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决议》并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了彭德怀追悼会。当年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终于恢复了“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的面目，被赞颂为 “热爱党，热爱人民”，“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世人感叹，以上种种，本是彭德怀“四十年如一日”的行为，为何到他死后四年才得公认？

5、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在大陆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最大的最有名的人物当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是中共元老，所谓新中国的开创者之一。他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将刘少奇定性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给他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的大帽子。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决定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的结论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刘少奇的所有罪名，据此中共为刘少奇恢复了名誉。以下是复查结果的主要内容：

（1）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据复查，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2）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１．在“四¨L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２．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３．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４．在武汉“七ڑ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

（3）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6、所谓“六四反革命暴乱”

1989 年春夏之交，成千上万心系国家、关心改革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反官倒、反腐败、反特权，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和群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游行的学生每到一处，沿街群众无不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很快发展成全民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一向视权如命的中共不仅不加以爱护和引导，反而完全站到学生和群众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诬陷为莫须有的“反革命暴乱”，并以此为借口对运动的参与者不惜进行血腥镇压。在这场镇压中，所有敢于进行抵制和反抗的正义之士均被打成“反革命暴徒”，连众多无辜被打死打伤的百姓也同样蒙冤。

二、中共惯用的四大造假手段

纵观1949年之后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为了造假骗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堪称古往今来造假骗人的行家里手和集大成者。以下便是他们最常使用的几种造假手段。

1、凭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相

在毛泽东之前，当年中共文艺界的领导给胡风问题定的性不过是“宗派主义小集团”。1955年4月13日，胡风昔日的朋友舒芜交出了胡风当年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被送呈毛泽东审阅。在看了这些信之后，毛泽东未经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便大笔一挥，将胡风问题一下升格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5月13日、24 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在外张贴的反革命标语、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也不是枪支弹药、集团纲领、暴乱计划，而是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堪称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相从而强加于人的典型。

举一例子说，1944年5月13日，在重庆的绿原给胡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对此，毛泽东如是按语道： “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
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绿原便被“钦定”为板上钉钉的“特务”了。

而事实却是，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时，考进了设在校内的译员训练班，结业时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绿原感到震惊和痛苦，便去信给胡风，胡风当即回信：那地方是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随之逃亡，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一所中学里。

2、通过搞逼供信制造假口供假材料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开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调查尚未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 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3、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

如六四后中共将因被军方自己误伤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说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许多所谓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这样造假造出来的。

据知情人揭露，当年一位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的陈姓军人，是部队的宣传干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军车撤退，群众欢呼时陈向学生挥手致意，军车突然发动，陈当场被摔死，当时各报都做了报道（短消息），但两天后军委突然对陈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卫士”，军报并开始宣传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的。

另据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李晓明透露，六四时他所在高炮团的一名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报纸上说是被群众打死的，其实是在驻地时被身边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4、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罗织罪名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 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该校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报》报道了题葛佩琪的这次发言，题目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文中说，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
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作的事情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篇报道，其中一段讲：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边，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看过这篇报道后，认为文中所引他的讲话与原话不附，专门给《人民日报》社写信要求更正。但事后《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结果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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