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对台政策很简单，那就是武力统一。毛时代不变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1958年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未取得预期的成功，武统不得不搁置，但是“解放台湾”的口号并没有放弃。在毛时代，每年十一国庆游行，官方拟定的口号单上，最后一个口号永远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一时根本解放不了。毛泽东在和尼克松、基辛格谈话时，甚至把统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后（毛对尼克松说：台湾问题“一百年后由子孙后代去解决”），但是仍然不改变“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因为毛泽东深知统一台湾只能靠武力。“和平统一”？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台湾自己呆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让你把它统一了去呢？人家还想把你给统一了呢？所以毛泽东从不做“和平统一”的白日梦。

那么，不可一世、爱发奇想的毛泽东都认定做不到的事，为什么务实而精明的邓小平却以为他能做得到呢？你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从而使和平统一成为可能。按照一国两制，允许台湾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军队，多优惠呀。但问题是，不管一国两制开出的条件多优惠，它毕竟是一个招降的方案（台湾人说得好：“一国两制就是把我们本来就有的变成是你中共给我们的”）。人家台湾人有总统有国会，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凭什么要自动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况今日的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凭什么要给自己戴个专制的紧箍咒，找个专制的太上皇呢？

实际上，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既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险棋。它是专门针对当时仍处于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尤其是针对年事已高的蒋经国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明确讲到：“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上述设想概括为“一国两制”。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到收回香港问题，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一般人以为中共是为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国两制，然后才说一国两制也适用于台湾；其实，一国两制设想首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针对国民党，针对蒋经国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呢？他们凭什么相信，那个和他们恶斗了好几十年，彼此间有着血海深仇的老对手竟然会自动自愿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称臣呢？因为他们发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严重而隐蔽的内在危机，他们发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机会。

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内外交困。在外部，台湾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绝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邦交；在岛内，以本土力量为主体的反对派虽然刚刚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潜流汹涌，后劲不可低估；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党国政要相继过世。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当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实行其威权统治，但是这种局面又能够撑多久呢？外有大陆的威胁，台湾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成问题；内有本土力量的挑战，强龙越来越难压倒地头蛇。与此同时，大陆的中共政权却走出十年浩劫重现生机，邓小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的尊重（那时，戈尔巴乔夫还没上台呢，更没有发生“六四”）。一方面，美国利用大陆对抗苏联，另一方面，大陆则利用美国向台湾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想出一国两制这条妙计。他们对蒋经国和国民党喊话：你们中华民国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吧，我们保证你们可以在台湾永久执政，保障你们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们愿意归顺我们，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反过来，如果你们拒绝一国两制，那么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对力量就会起来取而代之，到头来你们既保不住中华民国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权。

我在1988年5月号的《中国之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统一之我见”，其中写道：“有人说，共产党对台湾威逼交加，会把台湾推向独立的方向。可是，共产党人可能会认为，台独的倾向越强，国民党接受一国两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所副所长李家泉在‘再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模式’(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29日)一文中，告诫国民党当局不要硬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撑下去，否则，‘将来被别人取代改一下‘国’的称号，其结果必将是祸国殃民，成为中国的历史罪人’。这句话的含义很清楚:既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不被承认，台湾的处境将日益艰难，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台湾要么只有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么只有宣布独立，另改国号。照共产党的分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国民党将负‘历史罪人’之名，并失去在台湾执政之实，反不如取前一条出路，除了在名义上由一国政府降为一省政府外，其余一切不变。”

应该承认，一国两制这一招果然厉害。如果蒋经国贪图一党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义”的幌子下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国两制，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既体面，又实惠。然而，蒋经国没有接受邓小平的盛情邀请，坚决拒绝一国两制，同时大力推动政治改革，解除党禁报禁，从而使台湾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一旦台湾实现自由民主，一国两制就失去了着力点：统治者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愿意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但是，获得自由民主的人民决不愿意在自己头上再来一个专制的太上皇。

开放民主意味着国民党有可能被选下台，意味着台独势力将浮出水面。中国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独》一书中指出：“蒋经国倡导并推动的政治革新，是台独的温床，使台湾社会从此走上台独的历程。”中共劝说蒋经国接受一国两制，责以“大义”，晓以利害，靠的就是渲染国民党会下台与台独势力会上台的可怕前景。说台湾实行民主必将导致台独，当然是错的；但要说台湾民主使得台独成为一种可能，则是对的。蒋经国本人当然是既反对一国两制，又反对台湾独立的；但是他不会不清楚，台湾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国两制，而台独则成为一种可能。因此当蒋经国决心开放民主时，那就意味着：对蒋经国而言，宁冒台独之险，也不要统一于中共。这一价值优先的选择，不知那些赞颂小蒋的人士是否都能理解？

不过邓小平肯定是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在1989年5月，邓小平要对戈尔巴乔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后来的中共统治者未必不明白一国两制早已破产，只是他们既没有改变旧政策的勇气，又实在提不出像样的新政策，于是就只好照着老调子，有口无心地继续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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