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的代价！
在2003年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介绍中国的“非典”疫情。当他把招待会开成“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庆功会时，当北京至少数以百计的严峻疫情被轻描谈写成“12例，死亡3例”时，张文康在被这场数字游戏一旦破局而被当成替罪羊的命运就被定下了。
随著更多的大陆医生向外界透露实情，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怀疑中国政府提供的有关数字的准确性，并要求进入更多的医院，特别是军队医院调查。
黑幕从这里被撕开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北京市维持多天的“37例，死亡4例”，一跃而成“339例，死亡18例”。
一场数字游戏引发了中共政治大地震。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和上任不到3个月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了职务。
不管中国政府现在如何解释这些数字变化的原因，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 (WHO) 施加强大压力，罕见地发布全球警报，让人们不要去中国大陆和香港等疫区旅行；如果不是许多政府和组织相继取消或延后到中国的活动；如果不是靠外资输血支撑的中国经济面临外资转移的绝望，中国政府也许会一直在掩盖“非典”的数字游戏中玩下去。就是现在，人们也照样怀疑北京公布的数字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讲给小朋友的“狼来了”的 故事，没想到应验到80岁出头的中共身上。
中国人喜欢数字。五十年代的高产卫星和大炼钢铁，刻意往大说，比的就是一个数字；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死亡多少，故意往下说，甚至大胆到广场死亡是0，压的也是一个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总是百分之7到8，稳定的就是一个数字；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借口就是炼功导致“1400例”死亡，用来吓人的还是一个数字。
数字在中共的手里可谓得心应手。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不变就不变，想有就有，想无就无。一切围绕政治的需要。
但是，由于中共在数字上玩假的通常是政治人物，科学常识不足，编出的数字游戏常常是经不起推敲的。
粮食亩产万斤，对于专家和种地的农民，简直是笑话； 六四屠杀，国外卫星高照，又能骗得了谁呢？4月20日以前，香港采取了严密的措施，其“非典”病例和死亡人数反而高于没有什么防范、一度还鼓励大家旅行的内地，这有多少可能呢？更有意思的是，栽给法轮功的“1400例”，是发动全国上下当做政治任务挖掘出来的，真实性可想而知。但在镇压的决策者来看，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数字来给法轮功定罪了，许多老百姓也确实相信了。不幸的是， 决策者忘了人本来就是会死的。统计学家从人的自然死亡率来推算，发现这简直是在给法轮功作□病健身的功效宣传。 按官方公布的有200万法轮功练习者来算 (姑且不说有几千万)，法轮功从92年传出到99年的7年间，法轮功的死亡率只有 1400/200/7 = 万分之一 ---- 远远低于万分之65的中国人的正常死亡率。何况法轮功练习者大都是体弱多病的老人，这是一个自然死亡率要大大高出中国人平均水平的群体。这是当初数字造价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过去，中共的数字游戏都是在家里关着门玩，爱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次“非典”冲击的国际化，使得人们有机会目睹它在数字造假上的狼狈不堪，也使得人们有机会领悟到中共在其他事情上是如何用相同手法愚弄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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