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怜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