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应为此立法，从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和其他官员已经多次向特区政府施压，所以不可能再拖了。何况有消息说，北京支持董建华出任第二届特首的条件就是必须为23条立法。因此董建华在连任前就逼走反对立法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为立法扫清道路。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在发出谘询文件时，不是先用白纸文件，然后再根据市民的意见决定是否立法，如果立法，再用法律文件的形式发出蓝纸文件，作进一步专业的法律谘询。但是这次跨过白纸文件直接发出蓝纸文件，说明非立法不可，而且不必在法律文字方面作认真细致的谘询了。

第三，这次立法是中共收回香港以来最重要的立法事项，当局只用三个月的谘询时间，表明他们完全缺乏谘询的诚意。在今年9月24日发出谘询文件后才一个月，各界还没有消化和充份讨论这个文件并且提出相应意见时，负责推销文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就透露他们已经在草拟法例，可见所谓谘询只是形式而已，不管市民意见如何，当局我行我素。

第四，也是才谘询没多久，特首董建华就声称大部份市民拥护赞成立法，没有多少人反对，显示董建华不惜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强行立法。所以当广大市民反对立法呼声此起彼伏时，特区政府一方面组织亲共团体表态拥护，也向商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支持。但是就连银行界政治观念最保守的立法会议员李国宝都表示顾虑投资环境受影响，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当香港民主派呼吁国际关注而美国政府同香港前宗主国英国对立法事也表示关心时，特区政府同北京当局一方面谴责是“唱衰香港”，又声称这是中国“内政”。这也表示了不顾外界意见而要强行立法之意。

在反对意见中，有两种态度：一是完全反对立法，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原来的法律有相关的条文，而香港也不存在上述颠覆、分裂等情况。另一种是认为要立法也可以，但是必须很明确，不能有含糊的地方，例如对“颠覆罪”的定义是“发动战争、或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严重非法手段”；这里的“威胁使用武力”和“严重非法手段”就非常模糊而可以任意解释，为此法律界人士也提出一系列的反建议，但因此就必须先公布白纸文件，经过谘询后再公布蓝纸文件作进一步谘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当局对此有接受的诚意。

在商业社会成长的香港人也是现实的，在明知抗争无望的情况下，加上担心当局的报复，这种白色恐怖现在已经开始降临香港，一些异议人士已经多次在清晨被警察入屋或在楼下恭候拉走，或在不同场合被警察刁难，而一些出借场地举办反对23条立法的机构，更被警察骚扰恐吓，因此大多数人就会放弃抗争。所以反对力量虽然会在12月15日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但是估计也不会有很多的民众参加；但是中共是运动群众的能手，以他们的组织力和财力，据说要组织五万人的集会来反制。面对中共一党专政独裁政权操控的十三亿人口的资源的压迫，哪里还有小小香港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情况下，当年相信中共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并且接受中英联合声明的联合国，和支持中共收回香港的西方国家，有责任挺身而出，为香港市民仗义执言，逼中共信守承诺，否则香港这个夏日最后的玫瑰将会加速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