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想象这并非是他一时的有感而发，而完全可以推测是他以一生中特别是后半生的坎坷经历的对比而所作的万般无奈的、十分痛心的绝喊！作为一位堪称世界级的电影演员，他当时积郁在内心的许多苦楚一定是难以言喻的。我由此而想到，事隔这么多年，国内的文艺现状依然是如此天下一言──只准唱颂歌，不能说真话；只准反映歌舞升平的虚幻假象，而不能有任何被疑为含沙射影却能针砭时弊的作品出台。理由还是“稳定压倒一切”。记得有位名人说过，如果一个政权居然到了不能包容不同声音的地步，那么，这个政权就已经可以说是缺乏自信而且脆弱的了。

我想，为什么央央大国政府一定要显得对有如微澜起伏般的不同声音如此恐惧呢。自信一些就那么难以做到吗？每次春节晚会将临，我想必将难为了一大帮导演、策划们。每一个节目照旧先要自我审度几番，然后还得提心吊胆地送上边审查来审查去。这样又如何能让艺术家们的灵感挥洒自如呢？他们尽管忙得没有脾气了，也还是落得个“年年晚会年年骂”的效果。这就是一切仍然必须以政治审查、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为前提的后果。试想，如果政府试着放开一点尺度进而让作家、艺术家们在创作上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那可想而知人民群众的反馈势必会大不一样。但这从当下看来，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因为政权的“稳定”要压倒“一切”不同声音的。举凡文艺、新闻等等都必须围绕着这个原则而运作。而新闻媒体则更严厉得在此不必多费笔墨了。前不久，听到北大青年学子余杰因为写了几本敢于“对当下发言”的散文集，结果毕业后连“生存权”都被剥夺掉，这不是更愚蠢地把他逼向反叛之路吗？姑且站在维护政府的“稳定”角度来说，这难道是智者的举措吗？既然“人权”早已被政府刻意曲解为“生存权”且自栩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如何“完善”，那么，与余杰原已签订雇用合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辩解也就显得十分苍白和赖皮了。这倒可说是政府部门所属机构公然违犯“生存权”的一个典型事例吧。　

我有时也搞不明白，一个执政了五十多年的政府，当然确切地说应该是共产党，为什么其淫威已经达到了不可一世，可以肆意指鹿为马的地步，肆意挥霍人民血汗，肆意出卖国土的地步，肆意剥夺民众的发言权、信仰自由权、独立思考权、是非判断权等乃至生命的地步，为什么还会如此的缺乏“自信”？仔细一想，中共如此脆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不可一世，藐视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善恶有报的传统道德观念。其“肆意剥夺”的流氓独裁性质，中共高层领导集团心里十分明白。同时中共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流氓独裁的邪恶和黑暗是违反人道和违法人伦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很快就会被人类历史淘汰。可以说，中共这种心态，是末世心态，是死刑犯心态。

如此，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稳定压到一切”永远都是文艺、宣传新闻媒体的主题，为什么会对有如微澜起伏般的不同声音如此恐惧。

有人说，现在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没有人权”的生存环境，开初听着一愣，但回过神来仔细一想，我觉得不全对。面对强权，中国人民好象由忍耐变成了“习惯”，可是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忍耐到极点的表现吗？

物极必反，可怕的忍耐、沉默之后，必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