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策先生1998年11月2日偷渡入境，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而据了解他的行动的人说，他此行是要去向中共提交“卅年改良案”， 通俗地讲， 他此行的目的是去上书了。

原则上，我是不反对上书的。如果觉得自己的上书内容确实利国利民，当然值得往上递。但如果具体谈到王先生这次上书，我则觉得王先生的上书应该缓行。虽然王先生牢底都已经坐穿了，这个事件还是值得总结的。这里面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即使王先生上书如琴曲美妙异常，我不主张王先生“对牛弹琴”。

我不知道王先生动身去中国上书前是否考虑过他有可能“对牛弹琴” 或者他希望发生“牛”能听得懂“琴曲”这般奇迹。说实在的，只有对共产党存有某种幻觉的人才会指望这种奇迹发生。我原先也曾经认为上书法不错，觉得只要心诚，上书法会有滴水穿石之功。但北京中南海里的石头太硬。“滴水”的力道是远远不够的。结果，不仅上书法无法达到目的，这块石头的反作用力还经常伤人。

在王先生上书之前，实际上北京体制内外干这种活的人不少，北京的行话叫“递折子”。在体制内，曾经有位方觉先生，此君上书之后，现在还在监狱里度日子，前段时间听说他的亲人在为他呼吁，说他在监狱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此外，前些年在北京有个十分活跃的“中发联”，这个组织本质上干的就是上书的活儿。他们的领导给这种上书取了个别致的名字叫“看病开药方”。未几，他们的领导因“看病开药方”莫名其妙地关进了监狱。最后得从中国逃出来。自然，这个“中医”“药铺子”也自然关门了，坐堂问医的“中医”们也无法再“开药方”了。据说，他们在美国又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新路径。先有方觉，后有中发联的“遭遇，再有王策先生的牢狱之灾，这就是当今仁人志士给北京中南海上书或递折子的终局结果。

在我看来，当今的北京中南海没有一个人可能听王先生的琴曲、没有一个人想听王先生的琴曲、甚至没有一个能听得懂王先生的琴曲。在这种情况下， 王先生为上书而在中国监狱里呆几年， 真是有些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