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丹尼爾．尤利奇(Daniel Ulrich)，28歲，是瑞士國民。11月20日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被中國公安逮捕。

拘捕我和另35位從全世界來的朋友的原因(其中四位是從瑞士來的)從沒告訴我們。我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並舉起一張寫著「真，善，忍」的橫幅。過了差不多30秒，小巴士就包圍了我們。他們立即撕下橫幅，粗魯蠻橫地把我們推進警車。

公安抓住我，就要押我到車上，因我不願束手待擒，稍有抵制，他們就咆哮如雷，氣的像要炸了似的。他們扯著我的毛衣，掐著我的脖子，幾乎讓我窒息，終於把我拖進車裏。到了車裏，他們就擄下我的外套，用力把我按倒，並把外套套在我的頭上。在這時候，我覺得彷彿有三個大漢壓在我的身上，一個狠狠地在我脖子上打了一拳，另一個在我背上來了一拳。在這次事件中，一共有十多個學員受傷，除了我的肋骨被壓傷外，其他的如壓傷，淤血，頭髮揪掉，打斷鼻樑，扳斷手指等等不一而足。

過後他們把我們送到天安門旁邊的派出所，關了整整六個小時。在那兒，他們又想分化我們，恐嚇我們，並意圖瓦解我們的意志。

我們一直要求准許跟我們國家的大使館聯繫，他們卻一概置若罔聞，不理不睬。最後他們竟欺人瞞己的說，我們大使館根本不想見我們。

過了一會兒，我們被帶到機場附近Airport Garden旅館的會議室，在那兒把我們分成兩組，我們這一組有20個人，有60個警察嚴密的盯著我們。我們雖然想知道其他夥伴的處境和他們被關押的地方，但得不到任何消息。

接著我們一個個被提審。審過之後，就叫我們在中文的口供上簽字，當有人拒絕簽字時，公安就怒不可遏的逼著他籤。有位美國學員就因此在臉上捱了三拳，腹部被重重地踢了一腳。

審問是用英語，我不會英語，卻沒有得到一位翻譯，所以一位朋友在一旁爲我翻譯。於是當然我不會在口供上簽字。

在夜裏我們被分組送回旅館取我們的行李，隨即又被送回了「旅館監獄」。 第二天我們被帶到飛機場坐上了去法蘭克福的飛機。經過了23小時的監禁之後我們又獲得了自由，踏上了返回歐洲的路。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想對我們幹什麼，也不知道在我們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始終被嚴密地關押著。連我們上衛生間時也有三個警察跟著，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逃跑的可能性，但是我們連衛生間的門都不允許關(這在西方是很難想像的)。

每次我們得到飲料時總是有攝像機跟著，可能是爲了做宣傳。吃飯也同樣。在23小時內我們只吃了一次飯，沒有早餐。我們多次明確提出睡覺的要求，但是沒有實現。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不僅精神上而且身體上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們也只能夠通過我們政府的支持和努力才使我們倖免一場血腥拷打。

我一直在想，那麼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會怎樣，他們根本沒有保障。他們又是怎樣被對待的呢，他們沒有法治保障，本應保護他們的政府卻不站在他們一邊，甚至於對他們進行迫害。就象剛才所提到的，警察的動作是很粗野的。我很明白法輪功學員的處境，他們在鎮壓機器面前毫無保障。我本人只不過經歷了中國法輪功學員所經歷過的一丁點兒。他們被任意迫害，而且還是政府所要求這樣做的。

我就象自己親身在同樣的地點同樣的環境經歷了一次，如同中國法輪功學員天天所經歷的一樣。我看到了法輪功學員被無理關押和被迫害的地方。我也已經清楚認識到，法輪功學員是怎樣被迫害致死，那上千名法輪功學員是怎麼死的，因爲我親身嘗試到了江政府鎮壓機器的恐怖。

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急需外界的援助，因爲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得不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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