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的观察、判断，西方和台湾的学人、记者们与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人民是有着较大歧见的。前者看民主墙运动，看“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看中共镇压民运人士、地下教会和法轮功成员，就象隔着玻璃窗看室外的暴风雨一样，虽感惊心骇魄，其实却并无置身于风雨之中的切身感受，故而对中共一直存有幻想，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景也往往过于乐观------今年在台湾举办的“六.四”纪念会门可罗雀；而据最近的民调显示，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人数已攀升到三成，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否在和平演变或会不会和平演变？这确实是一个与中国前途、中国人民命运及两岸和战攸关的大事。我们姑且不论江泽民的所谓“理论创新”其实是步赫鲁晓夫“全民党”的后尘而邯郸学步，了无新意；但如仅凭江泽民这番让资本家入党的“创新理论”便能挽狂澜于既倒，为中共续命，或靠这些甫入党的少数资本家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颜色，使其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

何以见得？其一：中国共产党今天允许这些以前被他们视作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入党是一种为求自保的权宜之计，并非表明中共高层对其极权统治有所放松，而仅仅是将这一少数阶层之中经过反复挑选的少数人拉入党内作政治点缀。说白了便是毛泽东在“一月风暴”夺权时所言：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内，左、中、右各派的代表都要有，只要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些右派代表人物掀不起大浪。其二：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历来如此。”江泽民虽无毛泽东的权威却深得毛氏流氓政治之精髓。正因为如此，江在集三主席大权于一身后，不断地提拔“上海帮”入主北京，以及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情妇一一拉入中央政治局，无不都是为实行“江天下”以及为日后垂帘听政铺平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否忠于江泽民比是否是资本家要重要得多。其三：鉴于江公子绵恒及众多太子党一族已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囊括了大部分国有资产以及用尽了白、黑、黄等各种手法敛财，成了中国巨富，江泽民这个特权阶层的总后台必然千方百计地将他们所掠夺的民脂民膏合法化，并进一步确认这些党内资本家的政治地位，以免秦二世而亡的历史重演。其四：香港、澳门这些特区政府中的资本家或资本家太太们，不但没有威胁到中共中央的极权统治，反而更加自觉地主动放弃高度自治权向党中央靠拢，请求中央享有罢免特区行政长官的无上权力，其小鸟依党之态可掬------恰恰说明了中共治下的红顶商人，不但是党的有力助手，而且可以荣任统战桥梁和党的代言人等多项重要角色，可以进入白宫并鹦鹉学舌地传达党的指示，起到钱其琛和杨洁篪所起不到的作用。

江泽民在提出这一创新理论时还特地强调不应该“把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与现实表现”。因为在中共的眼里不但同类人不同命，就是同样有钱也不同命的。譬如说象赖昌星这样的走私大枭，因善于贿赂中共的各级高官，与他们分赃，又能为破获刘连昆案立下大功，是属于思想政治状况上乘，现实表现又突出的红顶商人，故能被解放军总参三部吸收为共党间谍。若不是夏门远洋走私案东窗事发，广结人脉的赖董事长说不定还能步步高升，捞个少将谍报官当当呢！再譬如同样有钱的新疆第一富婆热比娅虽乐善好施，频频解囊捐助慈善事业，且为人大委员，但因为支持疆独，不但得不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亲睐，还被冠以“泄露国家机密”的莫须有罪名入狱八年------这说到底是因为热比娅的思想政治状况与现实表现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缘故。另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典型例子是上海棉纺织业的大亨荣毅仁，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便听从中共地下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人称“红色小开”。多年后，小开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照样被打倒，成了“黑色老开”。再若干年后，因得海外统战工作的需要，“黑色老开”又青云直上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但象这样的傀儡副主席到底对中共的倒行逆施能有所遏制呢，还是在客观上反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则不言自明。

记得1949年陈粟大军打下上海时，许多西方学人、记者都断言共产党坚持不了几个月，因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一只大染缸，共产党人一定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烂在这大染缸中。结果他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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