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最納悶的是，我們家哪來的那麼多表親？我說，表親就是路。

建築這行你肯定不陌生，因爲現在到處都是工地；但你未必對這行「門兒清」，別看你是記者。我們這個城市只是個地級市，也就相當於北京的一個區那麼大，但裏邊的彎彎道道，我不告訴你，你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能鑽出去，就算你們記者神通廣大。

跟你這麼說吧，我和我老婆結婚這麼多年，她一直就特別納悶，我們家哪來的那麼多表親？我說，表親多了路好走。她不明白。

1990年我開始拉隊伍自己搞建築。那時候建築業還不發達，工程少，要想有活幹，沒關係絕對不行。最初我接了兩個單元的樓房，是人家轉包了四五層才到我這兒的。每一層都提工程款的15％，你想想我還能剩多少？那些人有關係，給有權的人捅點錢就能得到工程，再一轉手包出去，坐在家裏就能來錢。看人家掙錢那麼簡單，你能不好好想想？

憑良心說，我的建築隊也不怎麼樣，除了我們很少的幾個人幹過稍微大點的工程，其餘的都是老農民，頂多在家壘過豬圈。現在幹什麼？樓房！那是兩碼事兒。那時就得有膽子接，實在不行，就當練練手。

一年下來，不但沒掙多少錢，連原先攢的10萬塊錢也填進去了。你想，工程需要墊款，各路神仙也得打點，衙門裏個別有權的都跟你伸手要錢。這是填不滿的一個窟窿。

跟你說最簡單的，進料得用車拉，旁邊村裏也有運輸隊，運費特貴，但不用他們不行；不然他們今天給你斷道，明天找你打架，反正是不叫你舒坦了。你讓我找派出所？派出所才不理你呢。沒轍，後來給了人家2000塊錢，拿去買點茶葉喝吧。要是現在，誰敢吶？不用我動手，打個電話就辦妥了，大隊、派出所、公安局都有我的鐵哥們兒。

拉關係、送禮，剛來的幾年，沒別的，全是這個。城市小，也有小的好處，人好找，關係好託。我有個本事，凡是我們村十里八鄉的、在城裏有頭有臉的，我都能拉上親戚。我老婆就納悶：咱們家哪來那麼多表親？我說你不知道，表親就是路子———其實，不給錢你都不知道路在哪兒。

我「上路」就靠一個「表叔」幫忙。其實他算什麼表叔，還不是錢喂出來的。我這表叔是市委辦公室副主任，現在是正的了。你可千萬別小瞧這個副主任，平時，上班騎輛破自行車，見誰都滿臉是笑，實際上，手眼通天，本事不小，求他的人多了。什麼孩子上學，找工作，在他這裏，只要捨得花錢，沒有辦不成的。他過去跟我爸爸認識，不過早就沒什麼交往了。

我第一次去他家，買了兩條玉溪、兩瓶茅臺，可還是誠惶誠恐。到人家裏一看，好！客廳金碧輝煌的，29寸大彩電、真皮沙發、木地板。一家人正在看電視。見我進來，他老婆欠了欠身，算是讓座，表叔呢，都沒拿正眼瞧我。這樣默默地坐了十來分鐘，我心想也別這樣呀，先說這個電視劇挺好的，我也愛看，然後再敘舊，說我爸爸讓我來看看您……表叔只是冷冷地聽着，眼睛始終沒離開屏幕。我還得裝得跟人家特親，小心翼翼地說。那時候，我就感覺自尊心像太陽底下的雪糕，一點一點地融化。我心裏想，你憑什麼這樣，不就是因爲有權嗎？就憑你一個月三四百塊錢的工資，家裏能弄成這樣？別裝假正經，給你錢你什麼都幹。

以後，每週我都要去他們家三四次，每次都不空手。開始，他還是那樣，任你怎麼說，他總是不陰不陽的。我是禮照送，話照說。不是說「物質決定意識」嗎，我就用錢塞，我就不信你總這樣。後來，這位表叔也能跟我聊天了。不過，這幫人已經是老油條了，知道你下本錢要幹什麼，你不開口，他才不說「你碰到什麼事啦」，但你又不能急於求成，哪能認識沒三天就要工程？這就叫「喂」。

沒想到，這位表叔特黑，讓我餵了整整兩年。平時年節不算，大的就有三次，他兒子結婚，我送了一套平房，從買地皮到蓋好房，一直到裝修好了才送過去，花了五六萬塊。第二次是他老婆調動工作，我一下送了兩萬。後來，他想當個正頭，要給省裏送禮，我又給了兩萬塊。

你問我虧不虧呀？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錢我都得從工程上找回來。

1996年下半年，市裏搞一個「安居工程」———光明新區，市長親自擔任建設領導小組組長。我想這次你得給我使勁了吧。一期工程還沒動，各路人馬都虎視眈眈，託關係，走後門，鬧得烏煙瘴氣。哪個包工隊都有自己的本事，甚至都能求動市委書記、市長。

一開始說這項工程招標，幾乎所有的建築隊都找了市長、市委書記，後臺差不多。再說，拿人家錢不辦事也不行，乾脆，抓鬮吧。爲體現「公平」，還制定了一系列規定，要求以前最少幹過兩項工程，三級資質。我們就卡在了資質上。最初公司註冊時，我託關係弄了個三級資質，1995年省裏建築企業大檢查，沒轍，我自己要求降到四級。其實，我們連四級都不夠，比皮包公司強點有限。

這回光明新村的工程要三級資質，這時候就得找「表叔」了。還算沒白養，表叔答應通融通融，最後通知我「可以參加抓鬮，但是不是能抓上，得憑運氣了。」有這句話就行。

抓鬮的前一天晚上，我找了一位老先生算了一卦。你問我怎麼還信這個？開始我也不信，慢慢地我就信了。你沒看見好多大公司、大飯店都有佛龕。我那表叔家裏照樣有菩薩供着。卦攤上的老先生給我算的結果是「上上卦」。第二天，我一伸手就抓上了，信不信，這叫功到自然成。

工程抓到手了，自然還得感謝人家一番，別叫人家怪罪，得，一伸手又是四五千塊。

過去是「酒肉穿腸過，辦事不會錯」，現在是「酒肉穿腸過，伸手還要色」。我不明白，他們怎麼可以這樣！？

要說我是把那位「表叔」當「神」供着，那麼工程中我伺候的就是一羣鬼。建委的、質監站的、開發公司的，除去大鬼，就是小鬼。不是有句話說他們嘛———「吃喝嫖賭，樣樣都會；三晚兩晚，感覺不累。」真的是那樣。

我們施工時，質監站的來檢查，每次都是上午十一點、下午四五點來，到工地轉兩圈，閒聊會兒。還沒辦什麼事呢，就該吃飯了。這飯死定了得你請。一頓飯二三百塊，我半年的飯費就得五六萬。光吃還是好的，拿的你也受不了，今天跟你要三四噸水泥，明天說家裏裝修缺點木材。你說，我不在工程上偷工減料，我怎麼辦，該賺的錢你沒賺到，可不就得想點斜的歪的，砂漿標號低一點，自己進點便宜鋼筋、便宜磚。

要想工程順利，哪炷香都得燒到了，而且現在的「鬼」們越來越難伺候。過去，給他個三百五百的，特高興。後來，發展到一兩千、四五千，現在呀，給錢都不新鮮了，得來「色」。吃喝完了，得給他們找個小姐，按摩、跳舞，來個「特殊服務」。你沒看現在我們的領導都變得能歌善舞，八成都是這麼培養的。（這話要叫江總書記聽了，夠嗆。）

有一次，工程保衛部的李部長找我，說，「老張，什麼時候出去玩玩」。我知道這小子又饞了，便說「隨你吧，我付賬」。晚上我們幾個開着車就出去了，市裏的飯店他都吃膩了，我們就去下邊一個縣城。別瞧是縣城，照樣繁榮「娼」盛。這有一條街，當地人稱「小香港」，舞廳、飯店一個接一個，燈火通明，不時還能聽到裏面傳出來的「嚎」歌聲。我知道這幫傢伙要什麼，所以吃飯時，每人要了一位小姐。吃飯專揀貴的吃，大閘蟹一人一個，還要了一碗「王八湯」。平時他們花自己的一分錢也得算計算計，吃別人的大方得不得了，要的就是這個勁兒。吃完飯，還要跳舞。幾個傢伙喝得滿身酒氣，不知道真醉還是假醉，總往小姐身上蹭。別看他們平時在辦公室裏都人模人樣的，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

李部長40多歲，也特好色，跳舞時把小姐摟得緊緊的，還摸來摸去。人家自己會說，這叫「四十多歲才學壞，懷裏摟着下一代」。一曲結束，他坐回休息，連連對我說：「不行啦，不行啦，剛跳一會兒就累了。」第二曲剛一響，又跳起來了。舞廳裏喧鬧的氣浪一陣一陣地鑽出來，刺得人耳朵疼。我坐在那兒就想，這些人都怎麼啦，吃喝玩樂，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吃喝都不叫事，這些人是要糟踏，一頓飯一兩千，花得我都心疼。你說這叫潮流嗎，過去吃喝一頓，事就辦個差不多了。現在？還得有黃色的，沒有他就跟你要。

我們想賺錢，可我們也想凡事該有個規矩。這樣國家和老百姓都少損失點，個人也多落點。現在倒好，全都是黑箱操作。就說工程款吧，工程結束都快半年了，就是拖着不給，你就一頓一頓地請他們吃飯吧。先是藉口說預算差額大了，後來是當頭兒的集體到北京旅遊了。再後來，我也不着急了，你不是叫我花錢嗎，我也別閒着，給甲方的預算員「投點資」，工程造價抬一點，吃喝費不就都出來了。

「黑洞」不堵死，塌樓的事絕不了

我還不算黑的，因爲咱出了事沒人給兜着，起碼也得保證蓋的樓塌不了。我們這有橫的，管你什麼法律不法律，怎麼省錢怎麼幹，檢查工程的來了，頂多吃頓飯，糊弄糊弄就過去了。我們市裏有個宏遠公司，1996年建了一個居民樓，還沒完工呢，主體從上到下裂了幾道大縫子。也該他倒黴，正趕上全國連續出了幾起大的建築事故，省裏也查得特緊。檢查團來到市裏，盯住他了。電視臺跟着檢查組去錄像，路過另一個小區，說順便看看吧，結果發現比檢查組原來查到的那個工程問題更嚴重。一查，也是宏遠公司乾的。罰款、曝光、通報，結果怎麼樣？一年之後，人家照樣開工程，老闆說了，有錢能使鬼推磨，怎麼賠的我還叫他怎麼掙回來。不服行嗎？

幹了這麼多年，也不能說沒遇上好人。有一個人工作最認真，管我們最嚴，但也是我最佩服的，他就是質監站的趙工。趙工50多歲，技術上很有一套。爲管好工程，他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自己也是一天兩三次到工地檢查，即使發現「板凳灰」（指爲偷工減料，只在磚的兩頭放灰，因類似板凳而得名）你也得拆了重來。可後來，趙工遇到了麻煩，原因就是認真碰上了官僚。

事情還得從我們承建的光明新村開始。剛才說過，光明麓迨鞘欣鐧陌簿庸こ蹋諧で鬃緣Ｈ謂ㄉ枇斕夾∽樽槌ぁＫ燈鵠賜χ厥影桑稻突翟謖饃狹恕?p>1997年6月，我們承建的一個單元起主體。下午上樓板，這時趙工來了，一看已上去的樓板有的地方有窟窿，問我怎麼回事。其實，我早就看到了，但誰也不會傻得停下來不用。見他問，忙說：「不知道哇。」「停了！」趙工是絕不客氣的。沒辦法，只得用吊車吊下來。趙工又查看地上堆的樓板，什麼窟窿、眼的全有。更沒想到的是，樓板裏的鋼筋在外邊露着頭，我用手一掰，「喀吧」一聲就斷了。這樣的樓板根本沒法用。再看其他工地，全一樣。

趙工心裏清楚，這事跟我沒關係。按規定，我們只負責施工，材料由甲方，也就是開發公司負責。這是爲了避免我們施工時以次充好，偷工減料。可開發公司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成立了一個材料部。壞事就來了。市裏一傢俬人樓板廠靠關係擠了進來。他那裏的樓板用的鋼筋，全是不合格的。這家廠子跟市裏一個電焊點建立聯繫，把回收的廢舊鋼筋一段一段焊起來賣給他。拉到我工地上的樓板，用的就是這種鋼筋，這種樓板比木板強不了哪去。

發現問題後，質監站一方面下令停用樓板，另一方面要求樓板廠對自己的產品自檢，結果還是不合格。可是沒多久，這家樓板廠就在小區所在法庭起訴質監站，說這是非法執法，給廠裏造成了數十萬元的損失，要求賠償。

法庭也怪，明明是質監站有理，就是不判質監站贏。後來我才知道，樓板廠經常到這兒打官司，跟法官熟得很。法官也有創收任務，不管誰輸誰贏，都可以得訴訟費。你來打官司，就相當於來送錢，他當然歡迎了。於是乎，今天質監站遞交的證據，晚上樓板廠就拿到手了。質監站更怪，別人跟它打官司，它這邊卻跟沒這回事似的。法庭通知明天開庭，領導便臨時抓一個人：「你去。」可是去的人連怎麼回事都還不知道呢。

樓板廠那邊上下疏通，找到市長，市長髮話，官司輸得更快了。趙工呢，因爲是事件的主角，被樓板廠視爲眼中釘，多次揚言要給他點顏色看看。果真，先是有人跟蹤，後是紀檢委找他談話，說樓板廠告他索賄。紀檢書記婉轉地告訴他：「老趙，以後別自己騎車上班了，現在車禍挺多的。」

趙工聽了大怒，氣得找到市長，說：「我個人無所謂。質監站是執法單位，如果判我們輸，以後真是沒法幹了。」市長也不比誰糊塗，敷衍過去了事。這樣，官司打了一年，也沒說誰輸誰贏。工程照樣幹，樓板照樣用。只是要求對樓板進行一下修補，不平的地方抹點灰。結果，倒黴的是我們，因爲人工費、材料費都得我們出哇。

我看現在新聞裏總在說建築質量問題，好像挺重視。市建委主任跟我說，你們別給我塌樓就行，新聞裏怎麼說我不管。可我覺得，只要是「權」和「錢」不從這裏邊退出去，這些「黑洞」不堵死，塌樓的事肯定絕不了。

我弟弟考大學，要報建築方面的專業，我說：「別報，幹我們這行的，好人少。你要是有出息，就考法律，治治那些坑人的鬼。」

你千萬別以爲我天生有多壞。當年我搞建築，純粹是因爲不得已。

1980年，我高中畢業，差幾分沒考上大學。我們那時高考還實行預選，預選考試我是全校第二名，所以落榜後特別想去複習。可家裏窮，沒錢復習。那年冬天，縣裏徵兵，我想先當兵，再考軍校。沒想到，體檢合格，卻被大隊書記的兒子頂了。農村的孩子想有條出路，要麼考學，要麼當兵，現在這兩條路都堵死了，我特絕望，想死的心都有。《人生》這部電影你看過吧，寫的就是我們這類人，可我還不如高家林，高家林還能靠當官的親戚風光一把，我們家裏都是種地的，誰也幫不了我。

我就這樣灰心喪氣地熬了半年。那年冬天，我剛滿18歲，含着眼淚選擇了人生的第一個職業———到北京的一個建築隊當小工。

建築隊的頭兒是一個繞來繞去才有點關係的親戚。建築隊有30多人，懂技術的人很少，只能接一些修平房的活幹。我們每天干12個小時，有時還要加班，搬磚、和泥，整天累得要死，沒一刻清閒。當頭兒的賺的就是我們的血汗錢，這大概就叫原始積累吧。

我不想一輩子這樣幹下去，想學點技術。可我師傅———建築隊的頭兒，因爲我窮，從骨子裏就看不起我，整天沒好氣兒，不罵你就不錯了，還想學技術？我這人就是不信邪，你不教我也要學。沒多久，蓋房子的活兒我都學得差不多了。別的師兄弟還費勁受累地學怎麼擺磚時，我已經開始學着看施工圖紙了。我立體幾何學得好，空間感強，腦子也不笨，學起來不費勁。

後來聽說北京舉辦一個預算學習班，大學老師講課，專門培訓各個建築公司的技術人員。那時，我一天才掙三塊五，而且常常壓着工資不發，我還是擠出50塊錢報了名。又掏了30塊錢買了一輛破自行車，每天晚上騎一個小時的車去聽課。有時候晚上加班去不了，只能第二天補。人家一塊上課的好多都是公家花錢，來拿個文憑，我沒文憑可拿，只是來學技術。三個月下來，9門課程有8門考了90分以上，另一門還是85分，當時一位老師在課堂上當衆誇獎我，說有上進心。這是我離開學校後第一次聽到老師表揚，可惜我不是大學生。

當時，我已經認識到，搞建築必須會看圖和預算，現在我都會了，剩下的就是實踐經驗了。此後幾年，我開始自己承包民房，海淀、東城、石景山都幹過。1990年，手裏有了10萬塊錢，自認爲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才決定回老家幹一番事業。

現在回想這二十來年，我坑過人，也捱過坑。1994年，我弟弟考大學。家裏條件雖然好一些了，但也窮怕了。我弟弟急於擺脫影子一樣的貧窮，看我能掙「大錢」，就想報建築方面的專業，我知道後立馬叫他改了。我說：「幹我們這行的，可能說得損點，好人少。你要是有出息，就考法律，治治那些坑人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