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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江泽民于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将“三个代表”说成是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共喉舌一再吹捧江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理论创新”，据言将在中共十六大时写入党章，人们认为江泽民此书颇不寻常的宣传造势活动，其目的在于：一是江泽民本人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他将向下一代领导人交班之际寻求自我的历史定位，以理论上有所创新来取得与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的崇高地位；二是为了使中共统治重新取得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明显丧失的合法性，现在，继江的七一讲话内容及其在国内外的反映看来他力争实现的这两个目标，并非那么轻易达成。 首先，自从邓小平自封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并对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见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零四页至三一零页）以后，第几代领导人的说法就在党外流传开来。其实这一说法并不适当，美国有第几任总统之说法，历史上杰出的总统，后人特别为之立碑石建纪念堂（杰弗逊、林肯）以示崇敬的褒扬。中国历代王朝只有开朝第一、二代皇帝死后被追尊为太祖、太宗，下面的皇帝和什么封号都有了。江泽民为了满足一己的虚荣心，谋求与毛、邓并列圣坛，而在古称“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也就是在德行、政绩和理论上都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自我拔高并利用手中权力搞什么“大树特树”，即令勉强爬上圣坛，而威望不足，人心不服，以后仍将跌落下来，画虎不成反类犬，终成笑柄。再有，前苏共和今中共有一不好的传统，即党魁必须同时兼为教皇，政治领袖与理论大师一身而二任。在政教合一的苏中两国，马、恩、列、斯至被尊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斯大林自一九五六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六大做秘密报告，其罪行被揭露以后，其地位已由导师领袖降为骗子和暴君，个人地位做为旧时代遗毒其恶果已充份暴露并受到清算。时至今日，江泽民仍热衷于此而不疲，非得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政治观点升为什么主义、思想、理论、学说，否则大有死不瞑目的样子。未免太无聊，远远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况且，马克思有其不朽的著作传世，不论其学说是对与错，他做为人类伟大思想家之一，仍然当之无愧；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著，由于其特性，堪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管其功过如何，其历史作用也是抹煞不了的。而江泽民不度德、不量力，毫无自知之明妄图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能自暴其丑，徒然留下笑柄而已。 其次，邓小平一九九一年春的南巡讲话，提出“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条”，纠正了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以后搞以“反和平演变”为纲的左的错误，大陆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特别在大城市和沿海省份，不但使中共躲过步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哪样相继垮台的命运，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人民的认同。但是，由于江泽民一直固守邓小平“经济开放，政治收紧”的跛足式的改革路线。政治改革连年按兵不动，由于权力专横不受制约，干部贪污腐化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工人大批失业，农民生活困苦，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社会治安极度恶化。在江泽民七一讲话后，资本家党员取得了合法性，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将更加紧密，因之广大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更加尖锐，中共统治正在面临民心不满，思变待变的危机，其合法性更无从谈起了。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被其一伙喽罗吹捧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将江泽民抬到与毛、邓并列的高度。究其实际，邓小平在理论上本来就像其身躯一样的矮小，其被拔高也完全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罢了。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实际上他并未设计出任何一套改革开放的蓝图，与其相反他提倡“摸著石头过河”，完全是经验主义的做法，盲目性很大。他曾支持赵紫阳搞“物价改革”，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结果碰了大钉子，弄得怨声载道。他一向倡导“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哲学。为了维护并巩固以他为首的中国官僚特权阶级的统治，他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反右。为了反右，他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并在一九八九年力主严厉镇压民运，不惜下令开枪，造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大惨案。他的言行说明他根本不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近现代的政治概念。如他将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民主；说美国的三权鼎立形同三个政府；说起人权来就反问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自以为高明其实根本一窍不通。因此应该说，他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更不是什么理论大师，只能称之为谋略家。而江泽民理论修养比较之邓小平，更是“自邓以下”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自毛以后完全陷入了“哲学的贫困”状态，在他们那里，理论早已堕落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而非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了。 除了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一点以外，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可说毫无新意，其对“三个代表”的阐述，也是老调重弹，很难说有什么“理论创新”。 第一，“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讲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一九九一年春南巡讲话中就提出过“三个有利于”，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基本上复述这些话，至于他在总结中共建国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使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这里所说的与事实大有出入。如果建国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么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那又何必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呢？那又何必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呢？江讲话中还有许多论述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话，更可谓是大白天说梦话。看来他讲这些废话也许是为了防御左派的进攻？那就还是邓小平说的“怕字当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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