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主要劇作《車站》，《絕對信號》都完成於胡耀邦掌權思想較開放的80年代。1983年，高行健的《車站》劇作在北京演出轟動一時，但被中共中宣部賀敬之批爲「比海瑞罷官還海瑞罷官，是建國以來最惡毒的一個戲」。在「消除精神污染運動」中，爲了避風頭，他只好領了人民出版社給予的稿費，出門遠行開始構思《靈山》，費時7年而成。隨着胡耀邦的倒臺，高行健也只好遠走他鄉。

不論是達賴或高行健得諾貝爾獎，中共都認定西方有「政治目的」，而忽略了所有文學藝術，都是人類的一種精神自救和心靈淨化的作爲。諾貝爾獎所要肯定的便是此種努力的成果。在藝術的殿堂裏，供奉的不是上帝菩薩或教條主義，用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沈從文所說的話——供奉的是人性。

水墨畫大師李可染生前最喜歡的一部書是《東方既白》，並以此爲其一生最後一方印章，表達預見東方文化復興之信念，即使科學家如李政道也曾以「復興文化，旦旦生光」勉復旦大學，是則不分藝術或科學大師，都知文化於新世紀中國之重要。可是中國文化在曙光來臨之前需要什麼改變？

1986年，中國畫家袁運生、丁紹光等人，在紐約組成海外藝術家聯盟，宣言說：「最大的責任是，努力使中國人儘快成爲充滿自由創造精神的新人，自由是創造的條件。尊重差異，維護多元是我們的信念」。

現在，在高行健得獎後，回顧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的思想開放作爲，中共更應明白「自由是創造的條件」的真義，好好學習包容各種社會批評力量，尊重文學藝術之創作自由，有益於改革開放之文學藝術自能大爲發展。公正評價胡耀邦趙紫陽之時代。一個寬容精神能形成於中國社會，其意義遠大於諾貝爾獎，這也是高行健得獎對中國人的啓示。(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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