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根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記者李穎珊（Lee Ying Shan）8月27日報導，先前因新加坡監管趨嚴而將目光轉向香港、杜拜與東京的中國富裕階層，如今部分人正重新考慮新加坡。這項資產配置方向的逆轉，正值北京大幅加強對中國居民海外財富與所得的稅務審查之際，加上地緣政治、安全及生活環境等因素，使新加坡重新成為中國富裕家庭尋求資產與身分配置的重要選項。報導顯示，隨著北京對境外財富的監管觸角不斷延伸，中國富裕階層對資產安全、政策可預測性與財富配置自由的憂慮正在升高。
北京海外追稅收緊 中國富豪急尋退路
這篇報導最值得關注之處，在於北京加強海外財富追稅後，中國富裕階層反而更加積極尋求資產與身分的境外配置。近年中國房地產低迷拖累地方財政收入，北京也逐步加強對跨境資金與海外財富的稅務監管，過去相對模糊的境外資產，如今正被納入更嚴密的追蹤與課稅範圍。
今年7月，北京針對海外信託推出新的課稅規定，對轉入信託的部分資產增值及相關收入課徵20%所得稅；北京、杭州等地稅務部門也開始對香港等境外保單的投資收益追稅。隨著中國透過共同申報準則（CRS）及「金稅四期」等系統強化跨境金融資料比對，部分富裕人士擔心的已不只是補繳海外所得稅，更在於稅務審查可能進一步牽出資金當初如何離開中國，以及是否涉及違反資本與外匯管制。
面對監管收緊，一些中國富豪開始重新評估居留地與法律身分。新加坡 Bayfront Law 董事 Ryan Lin 表示，去年因新加坡合規審查趨嚴，他曾協助一些中國客戶轉往其他地區；如今部分客戶卻重新表達移居新加坡的強烈意願，並詢問取得永久居留權（PR）甚至公民身分的途徑。對這些富裕家庭而言，考量已不只是把資產放在哪裡，更包括如何透過居留與身分安排，降低跨境稅務與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北京監管穿透香港：「離中國真的太近了」
2023年新加坡爆發規模逾30億新元的洗錢案後，當地大幅收緊金融與家族辦公室審查，一些中國富裕人士因此將資產配置轉向香港、杜拜與東京。然而，北京近來持續加強對境外財富與跨境投資的監管，使香港原本吸引中國富豪的地理與金融優勢，如今反而成為部分資產持有人眼中的風險：香港雖是國際金融中心，卻與中國大陸的金融與監管體系有著難以切割的緊密聯繫。
CNBC報導指出，中共監管機構近期進一步限制境內投資人透過香港等地的海外券商進行證券交易，使部分富裕人士更加擔心，北京對跨境資產的監管觸角正延伸至香港。Bayfront Law董事Ryan Lin形容，他接觸的一些客戶如今開始認為：「香港可能真的離中國太近了。」這句話點出了香港當前最尷尬的處境：對希望降低中國政策風險的富豪而言，如果把資產轉到香港仍無法與北京的監管保持足夠距離，那麼香港作為境外資產配置地的吸引力自然受到削弱。
這種市場選擇也對北京與港府長期強調的香港制度優勢提出現實考驗。真正影響富豪決策的，不只是官方如何宣傳「一國兩制」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是資產持有人是否相信香港能與中國大陸的政策及監管風險保持足夠距離。當一些中國富豪開始認為香港「離中國太近」，並重新尋求新加坡等境外選項時，這種用資產與居留選擇作出的判斷，本身就比政治口號更具說服力。
從逐利到求安：中國富豪重返新加坡
除了北京加強海外財富監管，全球地緣政治動盪也正在改變中國富豪的資產配置版圖。前幾年，一些富裕家庭因新加坡審查趨嚴，轉向杜拜與東京；如今，這些一度被視為替代方案的城市，也各自暴露出新的風險與障礙。
在杜拜，中東持續的地緣衝突正在動搖部分中國富豪的安全感。Ryan Lin表示，一些客戶原先認為衝突只是短期震盪，但隨局勢持續，已開始採取更具體的離開行動。部分人士已經返回新加坡，另一些則著手解除在當地的投資與金融安排。Lin形容，客戶擔心杜拜可能在衝突中遭受「附帶損害」，這種不安全感已經改變他們在當地管理財富的思維。
東京同樣未能完全留住這批資金。日圓疲弱、地理位置接近中國，加上治安良好，一度使日本成為富裕中國家庭的熱門選項；但語言障礙、融入日本社會的困難，以及商業與社交文化差異，也讓部分移居者重新考慮。家族辦公室顧問Iris Xu舉例，一名客戶移居日本僅8個月，最後便返回新加坡。
在香港、杜拜與東京各自暴露出不同風險後，新加坡重新成為部分中國富裕家庭的重要選項。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令中國富豪卻步的嚴格監管，如今反而成為吸引力之一。新加坡雖持續強化財富來源審查，但其法治環境、政治穩定與政策可預測性，正是這些家庭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下更加看重的條件。市場也開始出現回流訊號：今年上半年，中國買家對新加坡豪宅的查詢量較去年同期增加35%。家族辦公室顧問Iris Xu一語道出這種心態轉變：過去他們尋找的是機會，如今更在意的則是安全。
數據與選擇說話：中國富豪對北京投下不信任票
CNBC這篇報導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任何激烈的政治批判，而是中國富豪正在用真金白銀作出的選擇。從律師、家族辦公室到財富管理業者的第一線觀察，再到今年上半年中國買家對新加坡豪宅查詢量同比增加35%，這些訊號共同呈現出一個北京難以用宣傳掩蓋的現實：當海外追稅、跨境資產監管與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升高，部分最有能力移動資產與身分的中國富裕階層，正在主動尋找與中國政策風險保持更大距離的地方。
• 政策控制愈強，富豪愈想拉開距離：北京加強海外所得追稅與境外資產監管後，部分富豪並未因此把財富重新集中於中國，反而開始重新安排資產、居留地甚至法律身分。從海外信託、金融帳戶一路考慮到新加坡永久居留權與公民身分，反映他們真正擔心的已不只是稅負，而是北京的監管邊界究竟還會延伸多遠。
• 追稅正在碰觸更深層的信任問題：依法對稅務居民的海外所得課稅本身並非中國獨有，真正引發焦慮的是追稅背後可能牽出的資產來源、資金出境與資本管制問題。當部分富豪開始尋求透過居留與身分安排降低這些風險時，北京面對的已不只是稅收問題，而是高淨值人士對政策可預測性與資產安全的信心問題。
• 香港「離中國太近」成為警訊：香港仍是全球重要金融中心，但對希望分散中共政策風險的富豪而言，這項地位並不足以消除疑慮。當受訪者直言一些客戶認為香港「真的離中國太近」，甚至重新轉向新加坡時，這個市場訊號本身就對北京與港府反覆強調的香港制度優勢形成鮮明反差：對資產持有人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官方如何定義「一國兩制」，而是他們是否相信自己的財富能與中國大陸的政策風險保持足夠距離。
這波「重返新加坡」真正值得北京警惕的，不只是有多少資金正在重新配置，而是富豪選擇背後透露出的信任流向。過去，他們離開新加坡，是因為當地監管太嚴；如今，一些人願意重新回去，看中的恰恰是安全、法治與政策可預測性。北京可以加強追稅，可以擴大跨境資產監管，也可以宣傳中國與香港的制度優勢，但資產最終流向哪裡、家庭選擇在哪裡落腳，並不是宣傳口號能夠決定的。當部分中國富豪寧願接受新加坡嚴格的合規審查，也要尋求與北京政策風險保持更大距離時，他們已經用自己的財富與身分選擇，投下了一張無聲卻清楚的不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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