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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新疆集中营每周有人死亡 村民装疯避酷刑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李明报导）一名曾在新疆任职的中国警察，在德国著名观光景点新天鹅堡脱团，随后前往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并向德国申请庇护。他在证明自身背景时出示大量在新疆工作的资料，揭露新疆监狱对在押人员实施酷刑，并透露当局监控维吾尔族人的日常运作细节，引发国际关注。
根据德国之声 (DW) 近日的报导，去年夏天一名中国旅行团游客张亚博 (Zhang Yabo) 在德国著名观光景点脱团失踪，随后出现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总部，并向德国正式申请政治庇护。
揭秘刑满释放后的审讯陷阱
在河南出生长大的张亚博，已经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从 2014 年 11 月到 2023 年 9 月，他先后担任和田地区于田县看守所民警、和田县玉如什开村村警、和田地区康复医院民警、阿克苏沙雅县季节性劳务输出民警、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吾其坤麦丹村警务室民警、和田地区看守所民警等职务。在此期间，他曾往返于新疆各地近 50 座监狱，负责押送囚犯或接回刑满释放人员。
据张亚博回忆，在 2020 年的一天，新疆阿克苏沙雅监狱有约 60 多名来自和田县的囚犯刑满获释。他和其他警察一起，把载著刑满释放人员的大巴开到了和田县国保大队（国内安全保卫）门口。国保警察情绪兴奋，立即对这些“重获自由”的维吾尔人重新审讯，称之为“深挖线索”。
“这时候的审讯，本质上是一场带有诱导性质的‘填空题’，”张亚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要能审出点什么‘新问题’，哪怕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就能进行‘二次判刑’。”
他回忆说，那些国保警察见到维吾尔刑满释放人员，“简直比见到亲人还要亲”。因为新疆的每一个警察都患有“KPI（关键业绩指标）焦虑症”。他们的 KPI 不是破获了多少案件，而是将多少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送进监狱，或者重新送进监狱。他们入狱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做了一次祈祷、唱了一首歌、戴了一次头巾、看了一次影片，甚至是打了一次篮球——锻炼身体也被视为有潜在“暴恐分子”的嫌疑——进而被重点监控，随后经历审讯和酷刑，最终屈打成招，获刑入狱。
为躲避迫害 维吾尔村民“装疯卖傻”
2014 年，掌权不久的习近平对新疆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内部讲话。随后，新疆启动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及“反恐人民战争”，并出现强制关押维吾尔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即国际媒体所称的“再教育营”或“新疆集中营”。
从 2017 年 11 月到 2018 年 8 月，张亚博在和田地区康复医院担任管教民警。这座精神病医院实质上被改造成了“集中营”，医生、警察和“患者”人数都远超寻常。
据张亚博介绍，新疆“集中营”按照监管的严厉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等。他所在的精神医院属于最低等级。由于押送“患者”和“学员”的需要，他往返于不同等级的关押场所，亲眼目睹各种形式的酷刑。
针对媒体报导中关于“学员”经历的吊打、禁闭和强奸等遭遇，张亚博证实，酷刑和虐待“在集中营里是家常便饭”。他经常听见“学员”受刑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也曾亲眼目睹一名女性被拘留者在审讯期间被同事强奸。
张亚博表示，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学员”被当场打死的场景，但知道若干受刑后几天内死亡的案例。他说，“集中营”里几乎每周都有人死亡。
他进一步透露，在新疆，大量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患者，遭到强制关押和“治疗”。与此同时，很多人为了逃避更严厉的酷刑，选择“装疯卖傻”，或者买通医生扮演精神病患者，自愿被关进张亚博任职的“康复医院”。
他的维吾尔民警同事曾告诉他哪些人是伪装的，他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深知，伪装的代价是每天都要服用强效精神药物，“没病也能吃出病来”。
“结业”背后的常态化镇压
2019 年 12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同时，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北京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及穆斯林少数族裔，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任意拘押，释放包括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伊力哈木在内的被拘禁者。
同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宣布，教培中心学员已全部结业。时任外交部长王毅也声明，学员都在政府帮助下找到了稳定工作。
但观察人士认为，镇压并未结束。张亚博粗略估计，他所在村庄约 40% 的成年人口曾被关押。再教育营结束后，获释者中又有将近一半被以各种理由投入监狱；刑满释放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被短期拘留，约十分之一的人被二次判刑。他所经历的每个村庄，都有维吾尔人深陷“监狱—看守所—监狱”的循环。
每周提交“涉嫌恐怖活动”线索
张亚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疆基层民警每周都有任务，必须向上级提供线索，且这些线索要足以导致更多人被拘押或判刑才算有效。
张亚博与当地村民相处熟悉，他从不认为那些温和的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些‘恐怖分子’，我的恐惧来自上级的检查。”他说，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领导辱骂、扣发奖金，并失去晋升与休假机会。他和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妻子，往往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基层警察的 KPI 压力极大，但并非所有警察都业绩不佳。张亚博指出，那些负责“深挖线索”的国保民警大都开著豪车、使用最新款手机、住著县城最豪华的房子。而这些奢华生活的背后，是无数刚走出监狱便再次进入审讯、酷刑与屈打成招循环的维吾尔人。
那些没有被立即送回监狱的人，日子也同样艰难。他们被送回辖区后，必须出席回乡“见面会”，排队接受短期拘留。之后则是严密的常态化管控：日见面、周谈话、月评估、季考核、年总结。
良心受到谴责 选择出逃
随著时间推移，张亚博对体制产生质疑。受工作压力与内心冲突影响，他于 2023 年以家庭与健康为由辞职，并签署了保密承诺书。离开体制后，他移居南方城市从事理发工作，并接触了基督教信仰。
出逃前，他已与妻子分开，变卖家产筹集资金，透过旅行团安排离境，整趟行程费用约 35,000 元人民币。
2025 年 8 月，他带著就读中学的儿子赴欧旅游。临行前，他特别提醒儿子“跟妈妈合个影”，而家人对他的计划一无所知。在参观新天鹅堡时，他利用地形与人潮避开导游视线，带著儿子成功脱离队伍。
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询问其发声动机时，张亚博拿出洗礼证书坚定表示：“我是基督徒，我死后要向耶稣交代。”他强调：“如果有一天我被问到对那里的不公做了什么，我至少能说：我说出了真相。”
张亚博目前已在德国正式申请政治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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