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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才女被投毒 凶手至今仍逍遥
颜丹
【人民报消息】2022年11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被宣告死亡，但事实上，他所背负的人命债却远未还清。许多未了结的致死、致伤、致残案都与他有著莫大的关联。这其中，有他直接操刀的，也有他间接庇护的。例如发生在1994年的清华女学生朱令被投毒案，江虽不是投毒者，但当时惟一被锁定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放走、至今仍逍遥法外，却离不开江的包庇和助力。
1995年2月20日，清华大学1992级物化2班的女生朱令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然而没多久，她的身体却出现了异常。从3月9日父母带她去协和医院诊治，到4月28日其体液、毛发组织被送往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进行检测，后又结合海外医学专家的诊断，朱令最终被确认为“第二次铊盐中毒”。
相较于1994年冬天那次，朱令这次中毒时“体内的铊含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致死剂量”。尽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此后几十年中，她与家人无法摆脱后遗症所带来的痛苦与伤害。有关“致死剂量”的铊中毒被延治后，导致朱令出现了怎样的后遗症，公安部2007年在公函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大脑、中枢神经、肺、肝均受严重损伤，脑组织萎缩 ，双眼失明，四肢、语言及记忆功能丧失，处于重残瘫痪状态。
朱令中毒后，因清华校方有证据证实，她并“无铊盐接触史”，加上为朱令做铊检测和远程诊断的医生都普遍认为她“是被蓄意投毒的”，于是其父母向 学校提出了报案请求。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正式立案，并开始深入调查。但从那以后，此案就停在了所谓“查”的阶段，不仅始终“未进入诉讼阶段，北京警方也一直没有对外宣布侦破此案”。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是因为查不出嫌疑犯？
1997年11月18日，一份以朱令母亲的姓名署名的网路信件指出，尽管北京警方说“少于1%的过硬证据尚属缺乏”，但其“仍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这足以表明，警方不仅查出了嫌疑人，还有足够的证据，能很“自信”地将其锁定的下毒者绳之于法。
对于警方当年的“自信”，大陆某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后来也进行了“揭秘”。2013年，朱令的父亲受该节目邀请，讲述了1997年，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老公安王补曾对他和妻子说过的一段话。在王补看来，锁定嫌疑犯并非难事，因为此人只要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即可：一、在朱令返校后、发病前的这段时间，能接触到她的饮食起居，并且不被怀疑；二、对朱令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掌握的一清二楚，随时能伺机动手；三、能接触到铊盐、并懂其毒性、毒理；四、有作案动机，且表现异常。
由于朱令“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内”；随后，她的洗漱用品在其家人报案后，也遭到了“盗窃”，再结合王补另外留下的对案情的分析材料，朱令父亲很快得出了与警方当年一样的结论，即女儿的三名室友中惟一有铊盐接触史的孙维很可能就是下毒者。至于她与朱令的关系以及是否有杀人动机，透过这两人身边的知情者也不难查到。
然而，当众被质疑锁定了嫌疑人却不抓，北京警方及其高层却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甚至连句反驳都没有。他们只是找来帮手，采取更简单、更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没多久，电视台拍摄的这期节目及其相关影片就已经在墙内被全网下架了。
对此，海外有媒体披露，中宣部已发布禁令，要求对于“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案，各媒体及网站……一律按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刊播，不质疑，不炒作”。同时，大陆有媒体人也向外界透露，官方针对舆论的集体封锁已多达三次，他用朱令父亲的原话问道：一个刑事案件，何至于此？
尽管中宣部盯紧了网络、不时跳出来封锁，但朱令案却并未因此而陷入沉寂。就在江被宣告死亡前不久，大陆有网媒突发长文、旧事重提。其中明确谈到，当年“在确定了孙维的嫌疑之后，1995年夏秋时分，警方曾来到朱令父亲的单位，调查他和孙维父亲的关系。同样是在这一年，警方曾这样通知朱令家属：‘（案件）只剩一层窗户纸了’”；到了1996年，“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又告知……找到了对象”，只等“上面批准”。
就在1997年4月2日这天，整个案件已经发展到“北京公安局十四处……将孙维从实验室带走讯问”的地步了。在被审讯了8小时后，孙维很听话地“在一张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了字”。试想，如果没有关键证据，又或者摆在眼前的证据不足以令人心虚，孙维又怎会乖乖就范、轻易认罪？
已有知情者向海外媒体爆料，说警方当时就查到，在朱令发病前，孙维就曾翻阅过大量有关铊中毒的书籍。循著这条线索，公安很快就获取了她在书上留下的指纹。但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多年后，有陆媒报导，孙维当晚就“被自己的家人接回了家”；由于警方瞒著公众和受害人家属，偷摸“解除了孙维作为嫌疑犯所受到的强制措施”，她随心所欲地走出了国门。而在此后数年中，她也从未被要求回国接受调查。
2007年3月，原中国地震局局长，也就是朱令和孙维父亲所在单位的领导陈章立，在中共政协会议召开时上交了一份提案，主要内容是希望中央能敦促公安部门抓紧、妥善处理朱令案。然而9月17日，公安部却在“复函”中写道，北京警方“已于1998年8月25日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
从未被告知“此案已结”的朱令父亲感到十分詧异，他愤怒地表示，“如果不是孙维，就该排除孙维，查另一个疑犯，而不是把案子结了”；这样做“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疑凶走了，查了没用”。
2013年，朱令父亲透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向北京市公安局寄送了《资讯公开申请书》，要求其公开“结办”朱令案的事实依据、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程序文书等资料，并表示即使该案中有“不予公开的相关涉密资料”，也需要公开其保密等级与期限。但最终，他还是没等来一个明确的结果；警方始终拒绝公开，到后来连回应都没有。
从最开始的信心十足到突然反转陷入沉默，甚至瞒著众人草草结案、将锁定的嫌疑人放走，警方的变脸无疑让人感到，此案必有隐情。有公开资料显示，负责朱令案的警察李树森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他表示“这件事情很敏感”，当时“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但他“不愿意回答”，也“不宜发表意见”；因为“领导要求”，他“只有照办”。
从他的话不难听出，中共国的警察并不是“人民警察”，而是死都要对上负责、听领导话的党卫军。即使没有警察说出的这种难言之隐，北京警方乃至公安部的集体失声以及有“谣”不“辟”的心虚表现，也足以表明，站在其身后的大领导、大靠山决非等闲。
大陆某省有媒体公开揭露，朱令案被强制停办，北京政法委书记强卫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但媒体并未指出，他当时的领导正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此外，人们发现，在北京警察乃至整个政法系统都被集体消音的同时，反映民间舆论的媒体和网民们也在被中宣部消音。
然而，能调动、指挥政法委与中宣部里应外合这么多年的，除了其共同的顶头上司江泽民，也就再无人了。为把一桩刑事案压下去，罗干与刘云山几十年如一日地互相比著、看谁更卖力，不就是在讨江的欢心吗？
有可靠资料证实，孙维家从爷爷孙越崎、父亲孙大武一直到堂叔孙孚凌、姑姑孙叔涵、姑父朱丕荣，无一不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官，其家世显赫、非寻常人能比。 而孙越崎，则更是能让江对他另眼相待。
根据陆媒报导，1991年10月，江邀请孙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当晚，孙的车子一到，江就亲自上前迎接，走时又亲自将他送上车。1992年3月，孙的百岁生日将至，江就立刻托人询问孙“爱吃什么菜，能吃什么菜”，并主动宴请孙。到孙的生日那天，江派书记到孙家祝贺，还将一张只有江、孙二人的合照作为礼物送给了孙。从那以后，孙把照片挂在客厅的墙上，见人就说。
据悉，江对孙如此殷勤，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共窃政前，孙越崎是国民党的部长级高官。而当时，江的父亲江世俊则是汪精卫南京伪政府的官员，江本人也上过专门培养汉奸的大学，接受过日本特务的训练。江心知肚明，对于他这些未向“党组织”说清道明的家丑和底细，孙不会不知。
有网友发文称，孙去世前，江曾去探病，他向孙保证：“只要我江泽民活著，你孙女就不会坐牢。”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传言”，但一桩旧案就能引发如此惊天“传言”，不正是因为中共的反常表现吗？
在朱令案中，向来喜欢辟谣的中共对于合理、合法的公开质疑竟然不予回应；随时都要维护其“伟、光、正”形象的中共，却始终不将办案警察、媒体、网民都指向的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人们常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中共不断制造著司法不公的“妖戏”，最终只能让其自身陷入公信力危机，加速其覆灭与败亡。△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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