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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9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機版
 
 
江系為胡錦濤創作了這個“內部講話”
 
江系寫作班子(原創)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江系最近為胡錦濤創作了一個「內部講話」:《中共內部座談會部分談話 今天有不等於永遠有》。為了保持原創的完整,故全文轉載如下:

中共內部座談會部分談話 今天有不等於永遠有
完成民族復興歷史使命才能永遠有一切

胡錦濤(被作者)


今天我受政治局委託,同大家討論十個方面的問題,都是些大問題。這些問題是:

第一,為什麼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第二,民族復興目標與黨的最高綱領的關係;

第三,我們為什麼不改黨的稱呼和黨旗;

第四,小平同志強調“忍”字和韜光養晦,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展;

第五,新時期的敵我友;

第六,“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方針口號,是對毛澤東鬥爭哲學的重要發展;

第七,中美合作時期,要重點防右傾投降主義,要發揚我們黨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傳統;

第八,要實現民族復興,就離不開毛澤東同志總結的三大法寶;

第九,以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培養我們同志的戰鬥精神;

第十,要按照“講政治”的原則擺正黨和人民的關係,正確使用那些被下臺的幹部。

先談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毛主席去世、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來,我們不象過去那樣每天都把“毛澤東思想”喊得震天響,這有各方面考慮。西方國家竊竊自喜,我們有些同志也錯估形勢,誤以為我們真的在“和平演變”。他們只看到我們每天都在同西方國家握手開會、點頭哈腰,所以有的人就鼓勵我們“大膽地往前走”西化道路,有的則把我們視為背叛毛主席的革命對象。他們都沒有看到,我們恰恰是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高瞻遠矚戰略思想,按照毛澤東同志總結的“三大法寶”,步步接近毛澤東同志夢寐以求的戰略目標。

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勝利建國的前夕,他說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那麼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後來他說:“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資本主義的陰風總會不時地吹到社會主義國家裏來。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社會主義同資本主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最後解決。”這就是憂患意識。他認為,如果沒有在世界範圍內解決誰戰勝誰的誰勝誰負問題,我們就不能說已經取得了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已經到手的一切也可能會喪失。這就是我們現在強調的,我們現在有了的,不等於永遠有!出路在哪裏?就是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世界範圍內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完成了復興大業,才能說是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就永遠有了一切,人民的一切。

對於這個道理,我們很多同志不清楚。他們滿腦子都只是GDP,都是燈紅酒綠的享受,都是他們已經擁有了的小安樂窩。他們不懂,現在擁有,不等於永擁有!

近來我們從國內情況強調,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永遠不變的,如果喪失了先進性,就必然會喪失執政地位。這個問題還要從我國的外部世界來考慮,如果我們不能站在中華民族的最前面,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前面,不能帶領他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開創中華世紀,我們同樣會喪失執政地位,腦袋也會搬家,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也就會喪失一切。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重新強調毛澤東同志的憂患意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靈魂,所以在國慶六十周年遊行隊伍中,我們專門設置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隊。對這個方隊大家議論紛紛,可是卻沒有什麼人能夠按照毛澤東思想總結我們這些年來的工作。

下面,我要按照主席思想,著重從我們黨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從八個方面回顧我們的工作。

首先,我們高舉的民族復興旗幟是不是毛澤東的旗幟?它與黨的最高綱領是什麼關係?雖然毛澤東時期我們黨沒有正式宣傳“民族復興”這個口號,但為民族復興而奮鬥的精神,卻是貫穿於黨誕生以來的一切工作之中。回頭看看歷史,從依靠蘇聯、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到與蘇聯修正主義決裂而高舉世界革命旗幟領導世界革命,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畫龍點睛,提出“中華世紀”的奮鬥目標,我們黨在世界歷史之中的前進方向不言而喻。

現在我們天天喊“民族復興”,但什麼是民族復興的本質標誌呢?就是實現中華世紀。所以我們在上一世紀末,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世紀壇,向全中國人民吹響了開創中華世紀的號角。但怎樣才算是實現了中華世紀呢?我們關起門來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全世界都由我們黨領導和安排,不僅從思想、文化、經濟及政治上,也要從組織上有保證,為全地球制定統一計劃。只有到了這一天,我們才可以說,中華民族,世界革命人民,現在有了的,就等於永遠有。

有的人對我們說三道四,他們反問我們,馬克思主義規定的共產黨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民族解放,有沒有說過哪個民族的復興?他們的思想方式太過狹窄,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講過的東西我們就不能講嗎?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發展嗎?回頭看看歷史,馬克思他們主張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各國同時勝利,而列寧斯大林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在世界帝國主義鏈條中的最薄弱環節首先勝利。這就叫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以我們完全有權力提出,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必然要經歷一個中間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中華世紀。我們今天放眼世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頂住了蘇東劇變的巨大衝擊,走出低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古巴、越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正在象我們一樣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亞洲非洲特別是拉美一些國家羨慕我們的道路,所以左翼政府紛紛上臺執政,而美國政府也求助於社會主義因素來渡過經濟危機難關,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馬克思熱”。這些都在在顯示社會主義的生命力。而在這個世界社會主義浪潮裏,誰是中流砥柱?誰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和代表?當然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所以,只有經過中華世紀,世界社會主義才能站穩腳跟,才能進一步前進到共產主義。我們沒有按照有些同志建議的那樣改變共產黨的稱呼,因為我們堅持共產主義的方向。而要最後實現世界共產主義,就要先實現中華世紀,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領導全世界,從思想、政治、及組織上統一安排全世界,而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

我們有的同志對中華世紀的提法有異議,他們說,毛主席不是早就講“不稱霸”嗎?其實這些同志不懂歷史。毛主席在文革期間當時是這樣講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他是根據朱元璋“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的雄韜大略和歷史經驗,提出“不稱霸”的口號,這恰恰說明毛主席的全球眼光和長遠眼光。當然毛主席比朱元璋更有魄力,他決不是只想爭取在地球上說一不二的話語權,他的目標是,這整個地球要由我們黨來制定統一計劃,統一安排,用今天的話來講,這就是中華世紀。

為實現中華世紀而奮鬥,這就是今天我們黨的最低綱領。而黨最高綱領呢?仍舊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有的同志講,我們現在不是不大講共產主義了嗎?我們總是高喊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把共產黨這個名稱改成社會主義黨?

不錯,我們不像1958年那樣每天吆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共產主義目遠大標。尤其是,黨的名稱上面出現“社會主義”,就容易使人聯想到德國的納粹黨,因為他們的黨就叫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我們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敏感,是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面同希特勒德國相似,尤其是我們同希特勒德國一樣快速崛起,帶來很多人的恐慌,如果我們的名稱再同他們相似,我們不就自毀形象,樹敵太多了麼!希特勒是極端反共,所以我們保留共產黨的稱呼就很重要,不管我們現在同共產主義沾邊不沾邊。既然黨的稱呼不能改,黨旗也就不能改了。雖然黨旗的鐮刀錘子代表的那個時代生產力比今天是多麼落後,但鐮刀錘子卻是共產黨的最經典標誌,我們不能丟啊!

如何實現中華世紀偉大理想?小平同志對毛主席的路子有重大發展。由於毛主席對記載改朝換代的古書研究得多,所以他總是“破”字當頭,強調一個“打 ”字。他著重於研究如何領導世界人民開展武裝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卻沒有花大力研究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自己。小平同志由於從年青時期就留學西方國家,所以就更注意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黨的力量。也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駕馭巨人,最後要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

雖然如此,小平同志也像毛主席那樣注意發揮中華智慧和謀略,使我們能夠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包圍威脅之中,爭取歷史機遇,壯大我們黨的力量。這就是小平同志的韜光養晦思想。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重要發展。

大家知道小平同志提出的32字國際方針,這就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其核心有兩個,分別適用於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韜光養晦”,第二個時期是“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個時期就要大有作為。

第一個時期的“韜光養晦”,這四個字的精髓,就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如何保存和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我們很多同志不懂歷史,其實如果注意總結比較一下我們黨在抗戰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基本活動,就可以發現很多相似之處。

韜光養晦這四個字,雖然沒有以文字形式出現於毛澤東著作當中,但實際上卻貫穿於我們黨的八年抗戰歷史當中。毛主席在抗戰時期對我們黨的領導,事實上都是圍繞著韜光養晦這四個字來展開。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比抗戰八年長多了,而我們同對手的既聯合合作又鬥爭,我們與對手的互相滲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發展到一個全新的程度。我們現在上演的韜光養晦史詩,比八年抗戰時期的史詩,要長得多,壯觀得多。具體的我就不講了,那是我們各個職能部門的具體工作,要由他們自己去總結,要由以後的歷史學家去總結。我現在只是想強調我們的軟身段智慧和謀略。大家都知道,韜光養晦的最經典範例,就在 “曹操煮酒論英雄”的故事裏。心懷大志的劉備,身處時刻有被強敵曹操吞噬的時期,他格外注意隱藏自己妄圖稱雄於世的大志,而假裝只知道埋頭澆水種菜,他在曹操面前的示弱,拿北京土話來通俗地講,就叫著裝孫子,顯示出他的高超政治智慧。抗戰時期毛主席也是有意不暴露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戰鬥力,而大搞南泥灣開荒種地,讓強大的對手覺得共產黨只會混飯吃,成不了氣候。小平同志繼承和發揚光大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把毛主席和中華民族的綿裏藏針智慧,發展到新階段。小平同志總是注意糾正我們一些同志的革命急躁病,而反覆提倡一個“忍”字。靠了這個“忍”字,我們才能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才能使西方國家放鬆對我們的警覺而接納我們,才能把他們的技術和資金搞過來,把他們的骨幹企業隊伍拉到中國來為我們服務。只有經過了這個階段,我們才能走到財大氣粗的今天。

我們韜光養晦時期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很多同志搞不清,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是敵我友。毛主席反覆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有的同志看到朝鮮古巴伊朗他們跟我們不一樣,時時與美國針鋒相對地幹,就羨慕他們,認為我們是錯把敵人當朋友,站錯了隊。這些同志的思想太簡單了。敵我友的劃分,既要根據歷史使命,也要根據歷史條件,根據我們的需要。過去毛主席講要把美國政府同美國人民區分開來,要打倒美帝國主義、解放美國人民,如果我們今天還這樣大聲喊,能把西方的先進東西拿過來嗎?大家知道,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是共產黨的同盟軍,而1927年4.12大屠殺後,國民黨就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後來日本打進來,國共聯合抗日,國軍又成為共產黨的友軍。抗戰勝利後國共爭奪天下,蔣介石國民黨又成為我們的革命對象。那麼是不是我們黨就沒有預見性,對敵我友關係的發展變化是稀裏糊塗一筆帳?當然不是。抗戰時期我們聯合國民黨這個最根本的敵人,打著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的旗幟,穿上國民黨給的統一軍服,戴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軍徽,我們的重要目的,就是韜光養晦,積蓄力量,準備迎接未來的國共決戰。我們當然知道我們黨的歷史使命是什麼。現在這樣簡單地回顧歷史,大家就能理解,怎樣根據我們的歷史使命來從根本上確定我們的敵我友,又怎樣根據改革開放的需要,如何在國際上處理敵我友問題,包括對美關係,對西方陣營其它國家的關係,對原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關係,對伊朗和委內瑞拉這種新興反美國家的關係,對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對一些所謂恐怖主義國家和組織的關係。對於那些敢於向美國叫陣的國家,對於那些在我們與美國之間兩面討好的維持會式國家,我們要善於發揮他們的同盟軍作用,但是我們又不可以同美國鬧翻,這是非常高的鬥爭藝術。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韜光養晦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鬥爭哲學。如果沒有鬥爭哲學,韜光養晦就毫無意義,我們所以要韜光養晦,就是為了鬥爭。所以我要談談我們對毛主席鬥爭哲學的發展。

從馬恩列斯到毛澤東同志,都把革命暴力放在最重要地位。《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無產階級將在暴力鬥爭中得到整個世界的一切。毛主席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文革中,我雖然因為重點培養我的校系領導受衝擊而沒有參加激進的紅衛兵組織,但有三點我印象很深,第一,強調重在表現而反對血統論,我出身不是“紅五類”,所以很有感受;第二宣傳兩桿子,就是強調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要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第三是強調,雖然我們黨在中國奪取了政權,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最後解決,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消滅帝修反,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才能說是取得了最後勝利。其實早在文革之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通過對蘇修論戰,我就下決心永不變質,為世界革命獻身。那時候,由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九篇批判蘇共的公開信,對我們的教育非常深刻,使我永生難忘。後來傳出毛主席的批示,說“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我聽說後,興奮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後,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參加這場決定誰勝誰負的最後鬥爭。

雖然我們堅持毛主席的鬥爭哲學,但還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確理解我們。在他們看來,我們在右手同美國握手的同時,就應該舉左手高喊“打倒霸權主義!”他們認為我們的“和平發展”與“和諧社會”口號是修正主義。他們的頭腦實在簡單。

“和平發展”的方針和口號其實不完全是我們這些人的發明,這個提法恰恰是毛澤東同志最先提出的,我們不過是繼承毛主席而已。1945年國民參政會舉行茶會紀念“九.一八”,毛澤東同志致詞說,今後將進入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

當時是什麼歷史背景?就是抗日勝利後國共決戰的準備時期,而斯大林卻壓我們,硬是要我們與蔣介石國民黨共治中國,不讓我們繼續革命。那時我們黨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前途關係到你死我活的兩條道路鬥爭,知道蔣介石在磨刀,知道我們也必須磨刀,否則創立共產黨有什麼用?為了麻痹蔣介石反動派,也為了應付斯大林,毛主席就做出了“和平發展”這個姿態。軍事專業上,這叫著戰略欺騙。

而“和諧社會”這個口號,雖然看起來有點像修正主義,像六十年代我們批判的“合二而一”,其實不然。這要看是在什麼思想原則的指導下。如果我們真的被西方國家分化而走了西化的道路,這個“和諧社會”當然是帝國主義附庸的社會,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勢力在中國復辟。但是如果在毛主席的鬥爭哲學指導下,這個口號的作用就是穩定我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增加我們黨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也對敵對勢力起麻痹作用,他們會暗地裏竊喜:看,胡錦濤他們終於走上毛澤東的對立面,拾起了毛澤東當年批判的貨色。這就為我們實現中華世紀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然今天,我們“和平發展”的幾十年比抗戰後“和平發展”“和平建國”那一瞬間要長多了。這幾十年我們圍繞“和平發展”所做的工作比抗戰後那一瞬間要豐富多了,發展多了,尤其是配上“和諧社會”的思想,使我們黨穩紮穩打地接近最後的勝利。如果說當年毛主席的“和平發展”號召保證了我們黨奪取全中國的勝利,那麼今天我們繼承毛主席“和平發展”的口號,也預示我們必將奪取在全世界的勝利,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發展時期,就是我們與西方國家和平合作而不是軍事對峙的時期,相當於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時期。今天也可以把我們同西方的合作關係看成是一種統一戰線,發展經濟的統一戰線——為了同一個目標麼。毛主席在總結我們的統一戰線歷史經驗時說,在我們同對手合作的統一戰線時期,要堅持獨立自主,注意防止右傾,反對那種“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不求鬥爭、放棄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而在同對手關係破裂時期,要注意防止左傾盲動冒險主義。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同對手互相合作的關係已經發展到我們歷史上的最高峰,黨內右傾投降主義傾向也前所未有。當然我們這裏講的投降不是說真的叛逃到敵人營壘,而是說對我們的對手幻想太多,退讓太多。按照主席思想,我們處理對西方關係的總原則是又合作又鬥爭,以鬥爭求合作,當然這個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在政治上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不僅不做他們的附庸,而且要獨樹一幟爭取亞非拉群眾。在軍事上,對他們的挑釁是針鋒相對,但又不致於破壞基本的合作關係。回顧起來,從我們支援南斯拉夫對抗北約聯軍,從北約的炸館事件,到南海撞機事件,到我們潛艇跟蹤美國航母,到南海對抗美國軍艦,我們都按照針鋒相對的原則,進行了妥當的處理,克服了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

我們要清楚認識到,和平發展時期敵我不清的環境,也是一種腐蝕劑,它會極大地消融我們廣大幹部群眾的對敵鬥志。所以我們要抓緊革命傳統教育,學習革命老前輩的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精神,使我們的人民始終保持旺盛的鬥志,做好對敵鬥爭的思想準備。否則,在哪一天早上局勢突然逆轉,我們就要吃大虧。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和平發展”旗幟下奪取開創中華世紀的偉大勝利?這就是我們這幾十年來所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澤東思想關於革命勝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毛主席總結的“三大法寶”,是我們開創中華世紀的指路明燈。毛主席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可以說,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我們所有的工作,都是圍繞這三大法寶。當然我們對這三大法寶有重要發展。

第一是加強黨的建設,牢牢抓緊黨的領導權。

在這方面,首先是正確處理了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與全國人民一起粉碎了國內外敵對勢力的亡我企圖,捍衛了我們黨在中華大地的執政地位。自那以後,從黨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我們黨都始終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放在首位、做為出發點,接連展開一系列舉措。

結合反腐敗,我們在黨內開展了三講活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後兩講大家都談得很多,這裏重點談談“講學習”的歷史作用。我們黨是打仗起家的,對於經濟建設,大多數人都是外行,對國際金融,更是外行,對世界新潮流、新發展、新趨勢缺少了解。但是通過“講學習”活動,我們走出去請進來,虛心向國際經濟學權威和金融學權威學習,向別人的優點學習,我們很多人都成了內行,具有駕馭世界的眼光,為駕馭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打下了基礎。

我們進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們進行了黨的先進性教育。我們進行了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批判,堅定了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自覺性。黨的高級幹部清楚認識到,雖然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於發明創新,但我們的集中制領導,更加適合應對突發事件,適合對敵戰爭,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可能會決定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建國以來,我們第一次明確地把捍衛黨的執政地位同人民軍隊的使命,同抓緊軍事鬥爭準備緊密聯繫起來。我們在軍隊教育中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

這些大規模教育活動,使得我們黨在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在我們同西方合作的韜光養晦時期,既避免了自我腐敗垮臺,避免了被西方同化過去,避免了與人民矛盾的激化,引導了黨政軍認識到我們黨的歷史使命,又提高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增強了我們黨對西方勢力的應對能力。我們要繼續深刻認識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執掌政權的客觀規律,為民族復興大業踏踏實實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我們一直在不斷改善互聯網工作,既積極利用新技術,也發揮網上警察和網上評論員的積極作用。一方面要遏制不良信息,另方面要加強輿論引導。在這幾十年中西合作的韜光養晦時期,輿論引導的最重要方向,就是用愛國主義引導人民不要忘記我們的革命傳統,不要被分化和西化而脫離黨的領導,不要忘記民族復興大業任重而道遠,不要忘記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使人民始終保持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警惕。前些時間,我們就刊發了些稿件,提醒廣大人民,美國可能對我國發動戰爭以轉嫁經濟危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僅著眼於保持黨的已有執政地位,而且更著眼於培養後備幹部隊伍,擴大我們黨在全中國、全世界的影響力。我們在延安、井岡山和上海設立了三大幹部培訓基地,黨校、行政學院和很多高校都為培訓幹部服務。特別是,以廣建孔子學院為中心,我們在全世界廣泛布設各類中文學校,就是為了增強我們黨的影響力,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中發現和培養我們黨的同情分子和黨外積極分子,他們都是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由於我們忽然喜歡起孔子來,不是由於我們要回到五四運動以前的孔孟時代。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對於後備幹部的培養,已經走出路子,這就是黨校、行政學院——高校 ——中文學校一條龍。幹部隊伍,是最重要的軟實力。過去,當百萬雄師占領長江以南之時,隨軍幹部隊伍就是接管當地政權的最重要軟實力。今後,當中華世紀來到之時,我們黨的影響力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地當然少不了與之相應的管理人才。

第二是發展經濟,其作用歸根結底是兩個方面。

第一是在全中國和全世界增強我們黨的影響力,也就是加強我們黨的領導力量。你使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和平崛起,使中國人民吃飽吃好穿好娛樂好,又能享受高速上網和高速交通,中國人民就擁護你相信你;你使西方窮人能夠享受你的廉價便宜貨,西方人民就稱讚你;你把一些西方大企業比垮,走向全世界收購、投資他們的大企業,西方人就不得不佩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

第二,當然發展經濟的主要作用還是增強國力,說得直接一些,就是發展我們黨領導下的軍事力量和不流血的戰爭手段。這些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暴力。

毛澤東同志說,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談到我們軍隊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裏,激動在心裏。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已經公開或半公開的,有 094核導彈潛艇,東風系列核導彈,中導攔截,打衛星,第四、第五代戰機,航母,及岸艦導彈等。當然我們還有更多更厲害的後核武器時代殺手鐧沒有公開,尤其是秘而不露的終極武器,沒有公開,也不會公開,這是基本原則麼。

談到不流血的戰爭手段,這是我們對毛澤東同志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發展。這些年來世界上都在談論金融戰和經濟戰,大家自然會問,我們在這方面是否在挨打?我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在這方面毫不軟弱,而且有相當的成績。我們在西方金融界和經濟界,在政府上層,都有我們黨的同情分子,我們和他們擰成一股勁,就推動加速了霸權主義的衰敗。我們一上,他們一下,中美兩國的力量對比,就發生可喜變化,這是史無前例的變化和成績!這個成績毫不亞於朝鮮戰爭同美國打平手的成績。以前我們在這方面幾乎是空白,只有一個冀朝鼎,哈佛畢業,周恩來同志派他打進國民黨政府,擔任財政部長孔祥熙的最高顧問,在經濟戰線搞亂了國民黨政權,為我們奪取軍事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我們那時候也只是用的最簡單原始方法:偷偷地在廣大新解放的城市和農村收集被我們作廢的巨額舊幣,再神不知鬼不覺,大批大批地拿到到江南國統區搶購民生用品,把國統區的物價猛地搞了上去,從而使國統區民怨沸騰,火山爆發,一下子把蔣介石國民黨推到火山口上。他們腐敗之極,等發現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飯了。

我們另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手段是網絡信息戰能力。這方面我們的力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互聯網是美國人搞起來的,我們雖然起步晚,但現在已經能夠同他們平起平坐,在有些方面甚至超過他們。

軍事上的具體成績這裏就不多講了。但有條原則很清楚,就是說,我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抓緊軍事鬥爭的準備,這不是花架子,不是官場套話,不是放空炮,而是實實在在的硬任務。為什麼會有這個硬任務?就是由於,還在小平同志健在時,我們政治局就有一個最基本的估計:中美戰爭也就是中西戰爭,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志講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是講永遠打不起來,相反,是必定要打起來。出於韜光養晦的需要,我們不再公開使用“帝國主義”這頂帽子,有時我們改稱他們為“霸權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但這不等於他們帝國主義本性就消失了。相反,小平同志的分析預言是,在前幾十年,西方國家懷著對我們和平演變的妄想,一直認為我們這些人是中國的納吉,所以對我們用軟而不硬碰。這就是我們大發展的大好機遇期。但幾十年後我們發展壯大起來了,還不和平演變,西方國家就要害怕了。他們對我們國家搞顏色革命搞不成,狗急跳墻,就必定要以軍事手段妄圖推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因為這關係到他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生死存亡。這就到了第二個歷史時期,這就是我們進行反擊的歷史機遇,就是我們在全世界推進中華世紀的歷史機遇。這是另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當年如果不是希特勒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還沒有理由出兵在東歐打出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上一世紀,毛澤東同志就強調,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是壞事也是好事,他很注意研究,怎樣利用帝國主義發動的世界大戰,利用這個歷史機遇,把帝修反打平,統一全世界。當然,將來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戰略部署,看準了時機就要先發制人,制敵機先,而不是一定要等他們先打到北京城,我們退守到井岡山和西安以西再進行反擊。所以我們一再強調為期幾十年的這個歷史機遇期,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歷史機遇期,全力以赴利用好這個歷史機遇期發展自己,同時要準備好,在第二個時期來到時,利用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機會,勝利推進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這個歷史機遇期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還有多長?我們希望它繼續下去,但也要準備它突然結束。我們在各方面都有準備。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基本估計和長期部署,有我們的主動性,但也有最壞的準備。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勝利後國共決戰的前夕曾經在幹部會議上說,“明天就打起來,我們也有準備”。那時候我們的軍事準備包括緊急調兵遣將,用美軍觀察組的軍用飛機,把我們一些高級軍政領導幹部從延安火速送到各個前線。美國人那時還蒙在鼓裏,稀裏糊塗地幫我們調兵遣將。

我們現在的準備包括各個方面,這裏著重談談社會穩定問題。隨著我們社會轉型的逐步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威脅著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也當然會威脅未來我們同西方國家的軍事攤牌。這裏一個重要問題是所謂“顏色革命”。西方國家為了推動我們走西化的和平演變道路,用各種方法支持我國的各種異議反動分子,而這些異議反動分子就是他們的別動隊。其中部分人一直在宣傳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宣傳擺脫黨的領導,甚至鼓動聯邦自治。六四過後,我們對他們的頭麵人物大都採取了流放海外的辦法,以期適應我們同西方國家既合作又鬥爭的新關係。對於仍舊在國內的人,我們採取“時收時放,收放結合”的辦法,以便既嚴密控制他們,又不至於矛盾激化。這個“收”和“放”,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是對他們人身的收和放。“收”就是在一定情況下把他們抓起來,收在拘留所和監獄裏一段時間,或是讓他們在家裏或旅館裏或我們辦公室裏“喝茶”不准出門一段時間。“放”就是放他們出來,讓他們在監視下享受人身行動自由。二是對他們謬論的收和放。“放”就是在一定時間內允許他們某些謬論在社會流傳,我們的目的一是使廣大人民群眾增強免疫力,增強抵抗力,二是引蛇出洞,把這些謬論的同情者都引出洞來,以便我們分類掌握,心裏有數,三是給我們增加一點和平演變的色彩,有利於減少西方國家對我們的敵視和警惕。“收”就是在一定情況下不允許某些謬論流傳,對這些網上有害信息進行過濾和刪除,同時取締一些異議分子的集會活動。總之,我們各級的610辦公室、掃黃打非辦公室、維穩辦公室和接訪工作密切結合,與互聯網管理部門及公安部門密切結合,我們就有了一個嚴密的社會控制網,能夠牢牢掌握整個中國社會,能夠應付形勢的突然變化和突發事件。需要提及的是,我們“收”“放”的尺度也是隨形勢發展而變化,以前我們是看西方人的眼色抓人和放人,現在就有些過時了。另外,有些頭麵人物跳的時間已經不短了,他們起的作用已經差不多了,就該把他們收起來。

談到軍事攤牌的準備工作,不能不提到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這些年來我們強調科學發展觀,強調重視生態環境以支撐可持續發展,有些同志就提出,要把治理生態環境放到第一位,而把經濟發展放到第二位。這是一種不正確的偏向。不錯,做為經濟發展的代價,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我國各地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從空氣污染到地下水污染,從江河湖海污染到農田污染,從污染農田生產的污染農產品到污染飼料生產的畜產品和水產品,對人民的生命及健康威脅越來越大。但是出路在哪裏?如果我們把我們的經濟發展步伐慢下來,把重心轉移到環境治理上,勢必減緩我們國力的發展,影響到我們的軍事鬥爭準備。軍事鬥爭打不贏,丟掉了政權,我們就喪失了一切,人民就喪失了一切。反過來說,我們軍事鬥爭打贏了,我們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們安排麼。

第三是我們黨進行的浩大統一戰線工作。

歷史以來,如果不算我們同對手之間的既合作又鬥爭關係,即廣義的統一戰線關係,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包括兩大領域。第一個領域是公開的戰線,第二個戰線是秘密的隱蔽戰線。公開的戰線從我們解放區延伸到敵占區,甚至海外,包括黨領導下的敵占區民主運動(民運)、工人運動(工運)、農民運動(農運)、學生運動(學運)等,包括我們黨在國統區辦的公開黨報,及外圍組織經營的各種報紙刊物。而隱蔽戰線就是我們黨在敵人黨政軍特內部秘密建立的黨組織,黨的堅強堡壘,插在敵人心臟中的鋼刀。毛澤東同志為隱蔽戰線工作制定了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個隱蔽戰線一直延伸到蔣介石身邊。隱蔽戰線的英雄們,尤其是潛伏在敵人軍政特要害部門的地下黨英雄們,對我們國共決戰的最後勝利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如果我們沒有潛伏在中統的前三傑、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後三傑,我們的黨中央機關早就被敵人破壞;如果我們沒有把傅作義的家人發展為中共黨員,就沒有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沒有潛伏在蔣介石身邊和國防部的沈安娜、郭汝瑰和劉斐,就沒有三大戰役的勝利;如果我們沒有那麼多同志打進敵軍司令部去瓦解敵軍,就不會有那麼多敵軍的起義倒戈。他們的貢獻永遠不可磨滅。

我所以要這樣回顧我們黨過去的統一戰線功績,就是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統一戰線不比那時遜色,也包括內部和外部兩大部分,公開和隱蔽兩大部分。這幾十年來我們繼承和大大發展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傳統,我們這三十多年來的成績,不亞於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他們那三十年的成績。我們這三十年的工作範圍,遠遠超過了他們那三十年,我們超出了中國國土的範圍,超出了中國人的範圍,超出了朋友和敵人的想象力範圍。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的工作遍天下。海外那些華人社團和媒體都少不了我們的人,被我們流放海外那些反華分子雖然蹦蹦跳跳,但都跳不出我們的如來佛手掌,生殺大權就在我們手裏。我們發展了美國人的信息技術,坐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大洋彼岸美國的信息,影響和引導那裏的輿論,甚至可以跟蹤和監督一些重點對象的活動,可以在微軟網站過濾和屏蔽不良信息。當然目前我們還只是爭取了微軟,那個比爾蓋茨就同情和支持我們對互聯網搞檢查和過濾,我們還要爭取其他更多人。另外,大家看了《潛伏》等革命傳統教育電視片,都對戰爭時期那些有名和無名的英雄崇敬備至。我們引以為傲的是,在今天的和平時期,我們也有不少這樣的英雄。還有,連美國白宮都有我們毛主席的像,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這裏我要特別提一下我們的大外宣工作。這些年來,隨著我們國力的突飛猛進,我們開始把全球大外宣的歷史任務,提到議事議程。這項工作的歷史意義是什麼?大家都看到是加強我們的軟力量,爭取我們黨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占領宣傳輿論的制高點,要用我們的話,來引領世界。但在這些意義的後面還有什麼意義?我看是為我們黨在中華世紀的領導地位打輿論基礎,打民意基礎。如果沒有這種民意基礎,即使我們打垮了西方軍隊,贏得了全世界,我們在世界上也會遇到層層阻力,很多人不習慣我們麼。當年我們解放國統區後,好多地方的老百姓不是躲著我們嗎?我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宣傳工作,就是要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了解我們黨,使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全世界人民的忠實代表,是人類文明的可靠代表,就是有一天霸權主義不惜打核戰爭把人類文明毀掉了,我們也能夠把人類文明傳承下去。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們請進來、走出去,張開雙臂學習人類文明的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今天即使你不出國,也可以在中國看到西方文明明珠的方方面面。在有的方面,我們的水平甚至比洋人還要洋。那個美國大片《2012》,就暗示說,中國是人類文明的傳承者。有人說我們把中國搞成了西方殖民地,西方的大雜燴。他們怎麼會理解我們的良苦用心?

要搞好大外宣,需要從兩方面努力。一是不惜工本在全球廣建我們的宣傳基地和隊伍,另方面需要用各種方法不惜工本,在西方國家打進那些權威的圈子,包括個人和機構,他們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話語權,是世界輿論喜怒哀樂的帶頭羊。我們在底下做好了他們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我們黨的同情分子,他們一旦出面為我們講話,效果就好得多。近來大家可能感覺到,越來越多的西方權威在說我們的好話,在痛罵他們政府,而一些反華老手卻開始受到輿論圍剿。這就是一個趨勢,伴隨中國崛起的一個趨勢。

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三大法寶,踏踏實實地為民族復興做準備工作,還需要注意培養一股精神。什麼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

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當毛主席提出“埋葬帝修反”的目標時,他同時向全國人民提出,要培養和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時候他說:“我贊成這個口號,叫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重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對我們的民族復興大業有著格外重要的現實意義。

毛主席這一思想是一貫的,早在戰爭時期,毛主席就說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毛主席的最英明之處,就是高瞻遠矚透視歷史,看到了歷史發展的鐵的定律:社會要大變動,歷史要大發展,就很可能要死人很多。這是不依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為了解放中國人民,犧牲了不少中國人!單單一個長春之戰,就餓死了一,二十萬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計,帝國主義要發動核戰爭,我們要把帝國主義打平而實現社會主義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 到 1/2,但我們不怕。毛主席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共產黨員要樹立正確的生死觀。既然反動的壟斷資產階級總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維持其舊世界而阻擋歷史前進,既然我們推翻舊世界、開創新世紀只能借助於革命的暴力,那麼死人的事,甚至是大量死人,就是難以避免的。我們在為中華世紀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思想準備。以前清華有這麼一首歌:“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這就是一種戰鬥精神!我們不能一方面贊成革命的暴力,一方面卻害怕大量死人,因而不敢付出代價,不敢鬥爭,不敢勝利。我們共產黨員不能做葉公好龍式的人物,一面天天盼望中華世紀的到來,而當中華世紀真的來找他,要他準備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時,卻逃之夭夭。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說死人是好事。他說,“死人是好事,沒有死,那還得了。如果今天還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去了,我贊成莊子的辦法。莊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應當開慶祝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慶祝舊事物的滅亡。”你看,連古人都有這種思想境界!我們共產黨員要帶動廣大人民群眾,進入這種高尚的思想境界。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我們黨員、我們的人民為中華世紀的到來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我有時在鶯歌燕舞、燈紅酒綠的場合,在人山人海萬眾歡騰的場合,有時在一瞬間,腦海裏不由得會閃過一些令人驚心動魄的軍事演習場面,那一幕幕毀滅性場面,我不由得想到人的生命相比是多麼渺小。我也常常會憧憬那未來中華世紀的人們,腦海裏不由得會想起中學時期讀過的青年馬克思寫的一段話:“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些年來看著祖國日新月異大變樣,我總會有一種自豪感。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中華民族民族復興的曙光已經不遠了。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曾經高瞻遠矚地預言:“今後的幾十年,對於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身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終身。”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歷史使命在身,所以仍舊是“任重”,但是道,已經不遠了,曙光就在前面。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會想起溫家寶同志常常喜歡引用的一首詩:“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 當未來中華世紀的人們回頭瞻仰我們的成就時,我們的一切在他們眼裏不過是小小的眾山,萬里長征的幾步而已。

最後一個問題是,要始終堅定地擺正黨和人民的關係,對那些因為工作失誤或腐敗而受處理的下臺同志,要具體分析,正確對待。從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思想以來,不時有人對我們說,既然共產黨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就是主體,就是第一位,應該把我們傳統的提法“黨和人民”,改成“人民和黨”,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按照馬克思主義,到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那一天,世界大同那一天,國家和政黨都消亡了,當然也沒有共產黨了,也就不存在黨和人民哪個擺在前面的問題。但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就首先要實現中華世紀,就離不開對敵鬥爭,而這就離不開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黨比人民還重要,當然要始終把黨擺在人民的前面。

按照這個“講政治”的原則,那些留黨察看的下臺幹部,只要他們對黨忠心耿耿,就是黨性強,就仍舊屬於無產階級先鋒隊,不管他們占有多少財富,他們就仍舊是黨的財富,就要重新使用他們。對於在反腐敗鬥爭中下臺的同志,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只要他們忠於黨,就是發生在延安的腐敗,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就要留出路,為他們創造條件,爭取盡早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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