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夕赵紫阳召开紧急家庭会议

杜导正在文章中透露，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文章透露：“‘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写出来，留给后人”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听。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赵紫阳详细讲述“六四”的经过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杜导正在文章中还表达了自己对赵紫阳的认识，他说，赵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时间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

杜导正表示：“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文章称，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赴汤蹈火 威武不屈

杜导正认为，赵紫阳在“六四”前后表现出伟大人格。

他说，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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