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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0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机版
 
 
《解体党文化》绪论及第一章
————上篇: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人民报消息】

绪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 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上篇:党文化是如何建立的

第一章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华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启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 “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1. 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

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 “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这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2. 宣传唯物论

无神论作为党文化的基础,摧毁了人们对神的正信,而让中共能够为所欲为。但是,中共还要走得更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文化的另一块基石,被唯物论洗脑的中国民众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产党却把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地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到此,这个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正好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现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份子”在内,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政策之下,成了彻底的“唯利主义”者。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都是共产党。中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彻底颠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鉴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恶道德等价值评判,从超越人类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剥夺,而完全成为世俗权力的一部分,再随着世俗权力的堕落和声名扫地,最后完成了以个人利益来判断善恶好坏的价值观转变。

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地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两段切中时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战时特别状态所作的批判。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怎么反而成为障碍了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讲究“物质决定意识”的中共,从来都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看得比农业部门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中共却一再犯着“唯意志论”的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彭德怀因认为这些口号“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不符合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毛泽东将其打为“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这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对民主的讲述,都被置于共产党的另一大理论系统中,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说成是“黑”。因为“白”有不同的“白”,因此白有白白、灰白、深灰白、黑白等等不同的分别,所以一般人认为的“白”,大部分属于灰白和黑白,因此,相对于白白来说,大众认为的白实际上是黑的一种。“白”于是变成了“黑”,最后,白变成了比黑还要黑的黑。这种白马非马,灰白非白的游戏充斥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并且被大多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的独裁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总之,在附加了前缀之后,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词的定义。这类被“辩证”过的荒谬概念过去在中国大陆泛滥,今天仍然在继续发生。

3. 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地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藉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份子无论作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

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为本,孔子主张“仁”与“信”。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唯物主义对于精神领域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其中“美”就是一个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阳下的晚景,在唯物主义中只能被分析成为电磁波的不同光谱;爱情,被归结为人类自身荷尔蒙的变化;人类的高贵情操,则被理解成琐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党员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鼓励“纵欲主义”。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在确立了无神论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的理论基石之后,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党文化的体系就“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民众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共产党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填补这个真空。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画“神”点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地认错的。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请示、晚汇报”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为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共产党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给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18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 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 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 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 * * * * *

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操纵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一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

2006年9月24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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