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援高、郭律师及孙文广教授

张鉴康律师表示，他完全赞同和支持高智晟律师为法轮功上书、辩护，郭国汀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以及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为法轮功学员给人大、政协上书的行为，他表示应该对他们的行为给予大大地肯定，他愿意在他们的签名网站上都签上他的名字。

*愿意继续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张鉴康律师表示，法轮功学员应该有信仰的自由，他曾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代理案件，他说，如果还有法轮功学员找他，他还愿意继续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他表示他本人虽然不炼法轮功，但周围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觉得他们都是好人，炼功身心健康，挺好的。

张鉴康律师表示，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应该让大家去做判断，而不应该用所谓的某一个政治领袖，就那么一点浅薄的学识，从他那么一点自私狭隘的观念出发，给法轮功下个定义，他无权那么做，虽然他有政治权力，但在历史的层面上，他是无权的，是小丑一个。

*中国律师界需要国际声援和发挥整体力量

张鉴康律师指出，现在中国律师界整体上还是萎靡不振，绝大部份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律师职业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在共产党的政治暴力、司法强权高压下，中国律师的道德在溃败。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他认为，在中国的律师里面，有象高智晟、郭国汀这样的人物，能够挺身而出，发出良心的呼唤，是很好的事情，可惜，还缺少横向联合的效应。如果中国律师这种良心的呼唤能够走向共鸣、整体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他希望通过法轮功学员，能够形成这种合力，不管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人权国家来说，都是很有益的。

*人权事业艰难 但正义必胜

张鉴康律师表示，从事人权事业的人在中国现在很艰难，在法律界也是如此。他认为法制败坏的最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法律臣服于政治之下，共产党有一切资源。就法律领域来说，案子首先都很难立，共产党会找各种理由不予立案。

张鉴康律师指出，共产党做坏事时自己也是很恐惧的，他们一面在黑暗中制造黑暗，在罪恶中制造罪恶的时候，他们的手在发抖。张鉴康律师认为国际、国内的声援非常重要，大家声援的义举对于本身就在发抖的施暴者打击很大。共产党不怕孤胆勇士，但如果一个人一旦遇事，别人能为之呼吁，共产党就害怕。张鉴康律师认为正义必胜，要坚定这一点。

下面的访谈实录紧接前文。

记者：您觉得中国律师界的希望在哪里呢？

张鉴康律师：我看，什么时候有希望呢？中国人确实很务实。如果他们看到这些人做这些事既有了名了，利益还没有受到什么损害，那跟进来的人就很多了。我是这样判断的。如果高智晟、郭国汀律师那样做了，他们的处境哪怕是短期内，越来越恶化，经济利益更少了，这时候，好多人不看你的名声，他们不会跟进，甚至还会笑这些人真傻。我们生存中的这种大众文化确实很可怕的。

记者：现在高智晟、郭国汀也受到恐吓，您怎么看呢？

张鉴康律师：我觉得共产党这些恐吓行为很符合他一贯的逻辑。如果恐吓以后你还不听，他可能不会赤裸裸地做一些事情，但是会找一个理由，他很注意的发现你的某些小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给你放大，比如说，你有个异性朋友，他可能会给你整出一个让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桃色事件，过去有些人权人士被定罪为有流氓活动什么的，就是共产党为了丑化而编造的。这是共产党一贯的逻辑。

如果恐吓你听了，他就认为得逞了，心想，看来你还怕我，你服从了我这种淫威了，看你还敢不敢再轻举妄动。

如果不听的话，就接着弄个小鞋，或者其它的莫须有的东西，把律师的名誉败坏。这是极有可能的。通过律师协会、司法局、司法厅等给施加压力，是常见的作法。

记者：中国律师的处境真是不容易。

张鉴康律师：确实不容易。我有一个朋友，去年给西安的一位人权人士赵长青先生辩护的时候，司法厅一个处级领导，把他叫去了，给他敲了警钟，说你不能怎么说，不能怎么说，小心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辩护人跟我关系比较好，他跟我都说了。

顺便说一下，赵长青的案件也是说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审理。当时我们要去听，都被挡在门外，不让进去。你想，我还是个律师呢，我们的单位和他们还是对门，都不让进。实际上有啥关系？他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嘛，就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消息，发表了抨击一党专政的东西，就说他的案件涉及到国家机密，从而不公开审理，这样似乎就逃开了国际媒体的追踪，这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吧。

记者：中国的法制真是很败坏啊。

张鉴康律师：是的，很败坏。法制败坏的最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政治败坏、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导致了司法腐败，因为法官啊、检查官啊、公安干警啊，这都是共产党的官僚系统中的分子，所以他政治腐败，司法不得不腐败，大气候就是这样嘛。

也可能在共产党系统中，有些干部可能是一心为民的，有些可能是道德高尚的，但是这些人，清官难做，不是激浊扬清啊，是污浊得把清流完全吞并了，完全都是妥协了，就象原来有位姓董的共产党的清官，在一个镇上反腐败，每天就吃面条，破除了一种送往迎来、收贿受贿的陋习，结果呢，好多人告他的状，说他不称职，不适合当领导。

记者：其实在共产党系统中真正的好人是很难立足的，都得被迫同流合污，沾上刽子手的血。连赵紫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都身不由己，无法遏制共产党的邪恶本性。

张鉴康律师：是的。在我自己的思想中，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直、正义的挺立在大地上，我觉得这个人无论积累多少财富，他都是失败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也许有的人觉得，我只要吃好、喝好，我哪怕趴在地上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成功了。每个人对于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都不一样。我给一个成功的人是这样定义的：首先，必须有良知，还要有良心，我想这两个做到了，就算是个成功的人。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有良知的律师多吗？

张鉴康律师：可以说，寥若晨星。

记者：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支持这些少数的正义律师的正义的人权事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张鉴康律师：我现在特别渴盼的是让这些律师能够有一种成功感。当这些律师可能面临职业困难，或者被吊销执照时，我们国际社会能不能做得更多点，尤其是国际律师的人权组织，能不能给这些因为为法轮功、为少数族裔、为其他的人权事业做出牺牲的人，给以补偿，这是最重要的。

就象我刚才说的，中国人很务实，中国的律师界当然也务实，如果说这些人，他就是因为在网上发了篇文章，成名了，结果这个名给他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饭碗丢掉了，什么都丢掉了，而且连后方都不安全了，妻子孩子都埋怨他了，长达十年、几十年都在埋怨他，那么这样对周围的律师的影响就是：我不能这么做，我如果这样做，也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就感到国际社会不光是对律师，对于整个中国人权事业的一种帮助做得很不到位。

首先这些人得生存，其次生存要没有什么忧虑，对其他人还是一个鼓舞吧。我现在想急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接受你的采访，因为我早就名声在外了，共产党也都很清楚。他可能以后想怎么对付我，现在好象还没找出什么辄来。那么其他的人，完全一个新的律师，那可能压力就很大，尤其是要见报的话，对于新人，压力很大。

国际社会一定要想到，如果因为接受一个采访而受到不公待遇，国际社会一定要呼吁，不仅要呼吁，而且如果严重的话，把饭碗都丢掉了的话，是不是应该为他们想想办法。

记者：由于中共的网络、新闻封锁，国际、国内的互动目前还是不足。最近，我采访了一位海外的律师，她是“全球公审江泽民律师团”的成员之一。她提到到目前为止，全球各地有29个国家的35位律师，加入了“全球公审江泽民律师团”，已经在14个国家，包括美、亚、欧、澳洲，提出了15个诉江案，对于江泽民和与他一起主谋实施非法镇压的22个中共官员，提出了47个以上的诉讼案。她提到这些诉讼案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在国际上已成为非常受到瞩目的国际人权大案。

她提到法轮功学员之所以在那么多国家提起诉讼，也是希望借由这个二战后最大的人权诉讼案来唤起国际社会对于上亿中国人，百分之七的中国人口，被剥夺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的正视，希望国际社会拿出具体行动制止中共这场迫害。这是国际法律界的一个很大的联合行动。也许这是个契机，使得国际、国内律师界更好地互动。

我当时也跟那位律师提到：有的中国律师勇敢地站出来了，如何通过国际社会给予帮助，减轻国内律师的压力，她当时就告诉我他们的网站和联络方式，并且欢迎中国的律师与他们联系。这也是一种渠道，加入国际洪流，可以获得更大的帮助，取得更大的效果。

张鉴康律师：是的，是这样的。对于国内来说，境遇不同，直接承受高压，受到很大的威胁，要是国际、国内能够互动就比较好，比如说，就这个问题，可以发表评论，说这是良行、这是善举。我身边的有些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点东西，很快就被关起来了，象我刚才提到的赵长青先生就是这样的。

中共在非常危急的时候，可能不惜一切手段，包括用车撞、扭送等。我记得98年6月克林顿到西安来的时候，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就把我这位普通的中国律师挤到大街上，后来硬是挤挤挤，把我挤到一辆小汽车上，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了。我质问他们，他们说，那不是我们干的，是人民群众把你扭送来的。

当时7、8位海外记者要采访我，我都上了美国ABC记者的车，结果被叫下来了。当时那一幕ABC的记者都已经摄像了，包括我被扭着骼膊硬塞到汽车里面，他们都照到了。

磬竹难书，太多了。

记者：您从93年开始到现在也是走过了一个很艰难的历程吧？

张鉴康律师：应该说，从90年给89年“六．四”的学生辩护开始的，为两位西北大学的学生领袖做辩护。如果追踪我的思想，那就更早了，80年代初了。我现在翻我81年写的日记，当时跟我的朋友谈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何发展，我们就提到，只有多党制，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我在日记里就写了一句话：这个观点绝对不能给任何第三者说，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自己告诫自己一下，如果当时那个东西被发现的话，肯定要被定反革命的。

记者：您现在基本上是想说什么就敢于说什么了，是吗？

张鉴康律师：我现在觉得不说白不说，说了我感到挺幸福的。我感到我现在在说这话而且还没有为说这话付出坐牢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此时此刻我感到很幸福。

记者：如果面临坐牢的危险，您怕吗？

张鉴康律师：我觉得如果因为我说这些话让我坐牢的话，我的理据太充份了。共产党可能对我恨得牙痒痒的，但一时之间还做不了什么，可能他们觉得做了也是得不偿失，政治上不划算。

记者：其实越是不怕的人，他越不敢怎么样。

张鉴康律师：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记者：就象您刚才提到的新律师可能心理压力更大，象您这样的经历过很多的可能就不怕了。

张鉴康律师：我关键是心理上已经习惯了。也可能他们找我问一下，但心理感觉很不一样。他们问我时，我甚至还笑他们，我说：你从事这种行为，不要觉得很荣耀，要觉得很羞辱、耻辱。我跟他们说过这种话。

记者：其实就是已经克服了恐惧。共产党就是靠高压吓唬人，如果人们克服了恐惧，也就不受制于他了。

张鉴康律师：是的。共产党就是靠暴力吓唬人，你要是服了，他就觉得奏效了。不过他的暴力不是随时都可以用的。上次，那位公安局的干警求我：你最近不要到北京去，行不行？你到哪儿去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啊？要不然，我做得不好我可能会下岗，他们这样求我。我对他很同情，我说：不行，我不能做到，你只有继续担心着了。

记者：其实这些人也挺可怜的，都是被中共利用的工具。

张鉴康律师：是的，很可怜、很可怜。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的一句话：这些人，也是很轻易地就可以用一根香蕉萷瘦脊梁骨的。没办法啊。他的脊梁骨上承受的力量太多了，主要是政治的重量，其次就是生活的重量。

记者：确实是。正气是横向传播的，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越是不怕，堂堂正正的，越是没事儿。

张鉴康律师：是的，对。对。你刚才说这话，我就联想起来，前几年，大概7、8年以前，他们经常传唤我，我跟他们说：你们呢传唤我，给我个传唤证，别老是拿电话，电话我拒绝，叫我去我不去，你要拿传唤证来。

他们说：那影响多不好？

我说，别害怕，你拿传唤证，穿上警服，到我们单位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

他说：那政治影响不好。咱们兄弟，说这话？

他就是不愿穿制服，也不愿随便用暴力，有时候暴力的后果可能不好，他就想用软
的。

我跟他说：我要一个公民的合法待遇，你要传唤我，你要给我发传唤证。后来他就
给我开了传唤证，过来了。

好多年以前就是这样的。

记者：要是象您们这样的律师多一点形势就不一样了。不过也跟整个政治气候有关系。

张鉴康律师：是的，非常有关系。共产党不怕孤胆勇士，你身边有很多朋友，一旦遇事，别人能为你呼吁，他就害怕。象前几年，我有个朋友，在“六．四”期间，被剥夺自由，不知道被关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和好几个朋友就去西安市公安局要人，说：几天没回来，已经超过法定传唤时间了。公安局的人问我：你是他的律师吗？接受委讬了没有？我说我是他的义务律师，他委讬了，我没收费。很快人就被放回来了。

公安局那边那压力很大，觉得就这么个事件把人关起来了，结果底下这么多人去要人，几乎跟自请入狱差不多，这个压力太大了。再加上，后面还有林牧先生为我们呼吁，当时西安做得特别好。

记者：您觉得大家的互相声援非常有意义，是吗？

张鉴康律师：非常重要！国际、国内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声援看作是义举、英勇的举动嘛，这种举动对于本身就在发抖的施暴者，打击很大的。

记者：而且对于象您还有其他律师这样的先行者，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唤醒更多的人，使正义传播。

张鉴康律师：是的，我想说的是正义必胜，我们要坚定这一点。在一个民族来看，手上几个亿万富翁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没有一点良心的呼唤，就是最悲哀的，是最可怕的，整个这个世代就是空白，没有任何意义了。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

张鉴康律师：也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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