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治未病”的说法初听起来却不太顺耳，因为它好象有点不合逻辑：“未病”之人还没有病，怎么找医生呢？医生就是要治病的，要把有病的人治为无病的人，现在你给他一个没有病的人，叫他治什么呢？

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须要分别讨论：首先，“有病”和“有疾病症状”是不同的；其次，“有病”和“未病”的判定标准是随医生的不同而改变的，没有确定不变的标准。因为医生们的医术可以有千差万别的不同层次，高明的医生能发现预示疾病的很细微的身体变化，可以防患于未然，其他医生可能要症状明显了才观察得到。

对于第一种情形，举例来说：五脏中某一脏患热病的人会在面部的相应部位出现红色，比如“肝热病者左颊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等等，“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1]这里把“治未病”定义为“有疾病症状”但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施以(针刺)治疗。这样做的根据是：任何疾病(除外伤)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也就会有某些预兆，在预兆出现而病者还没有感觉有病时，就采用预防性的治疗。这时就可以说医生治的不是“病”，而只是消除了某些正在发展成为病的因素，因此“治未病”确实是很恰当的说法。只是病人还没有感到自己有病时，大多不会找医生，因此上述情形不会太多见。当黄帝向伯高请教针刺方法时，伯高的回答中又增加了 “不治已病”的内涵：“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 “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2]据此解释，“不治已病”并非有病了反而不给人治，而是治病中的策略和方法，同时也显示了善治“未病”的上工对“已病”病人的治法与“下工”也有区别。

第二种情形，要说明“治未病”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随医生的水平和层次而改变的，我们可以举出古代名医扁鹊为例。扁鹊三见齐桓侯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扁鹊朝见齐桓侯时说：“您有疾病在腠理部位，如果不治疗将要深入。”桓侯说：“我没有病。”五天后，扁鹊对桓侯说：“您有疾病在血脉之中，如果不治疗恐怕会深入。”桓侯又说：“我没有病。”五天后，扁鹊又对桓侯说：“您有疾病在肠胃之间，如果不治疗将会更深入。”桓侯干脆不应声。五天后，扁鹊远远看到桓侯就掉头跑开了，因为桓侯的疾病已经深入骨髓，无法医治了。与许多名留青史的大医家相比，扁鹊都算得上是个“上工”，他对齐桓侯的诊断确实是在“未病”之时，如果齐桓侯不那样固执，他是可以为他治 “未病”的。然而据扁鹊说，他的大哥和二哥都是比他更高明的医家：“大哥对于疾病，看到它的‘神’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把它除去了”；“二哥治病，是在疾病只有细如毫毛的形迹时，就把它治了”；“至于我扁鹊嘛，拿针去刺病人的血脉，拿有毒的药物去给病人服用，拿刀去剖开病人的皮肤和肌肉”。因此，三兄弟相比，大哥才是“上工”，治的不但是病人自己不知、恐怕扁鹊也不知的“未病”，而扁鹊所诊断的齐桓侯那样的“未病”，在他大哥看来，恐怕就算不上“未病”了。[3]

既然“治未病”是一种相对说法，则“上工”与“下工”也就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上工”之上总还有“上工”，往上追寻，势必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能够追寻到什么层次是一回事，而读者、乃至当世医家们能够相信和接受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就连扁鹊、华佗这些名留青史的大医家们，都有一些后世医家(包括有名的医家)不能接受他们诊治疾病的某些“奇迹”，比他们更高明的医家就更难被人相信和接受了。特别是当今的医生们，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由于受到“现代医学”的影响，很多人都把西方医学那套诊治方法绝对化了，凡是他们没法知道的东西，一概说成“不可能”，甚至说成“迷信”。这些人的记性似乎特别差：不久前西医还否认中医的“经络”学说，声称人体根本没有“经络”(他们亲自解剖人体后没有找到！)；嘲笑中医“胎教”理论，认为胎儿怎么能理解音乐甚至成人的语言呢？现在怎么样？不都被现代科学承认、甚至大力推行了么？这些人的思考能力也特别的低：既然过去被自己否定的东西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被证实了，今天被自己否定的东西就能保证不被明天的科学承认吗？科学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否定自己、修改自己以往的结论，使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描述逐步靠近客观事物那些被人观察到的特点。把任何时期的科学结论当成绝对的真理，甚至拿去否定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对科学无知的幼稚作法！

信不信由你，但诊治疾病的“超常”能力却是客观存在的。远的暂且不论，“文革”后期(距今只有二、三十年)许多用特异能力诊治疾病的例子都是经过有关科学或医学部门证实过的。历史上除了华佗、扁鹊、苗父、俞跗[4]等具体例子外，《黄帝内经》里还一般性的谈到“上工”们超常的诊断能力：“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是故工之所以异也，然而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 “上工救其萌芽”，“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5]。这里明确的指出了“上工”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疾病的早期预兆，是因为他们能“观于冥冥”，看到那些“不形于外”的人体内生命活动的反常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一般人看不到的。这里还隐含了一种可以将“上工”的概念固定下来的方法：凡是可以“观于冥冥”，用超常诊断方法获得疾病先期预兆、并去除这些致病因素的医生，就可称为“上工”。

按照这一标准来划分“上工”与“下工”，就正好和划分“道医”与“儒医”的主要标准相吻合了：“道医”基本上都是“上工”而“儒医”除少数特殊情况外都不是 “上工”[6]。儒医们通过常人中的学习方法，只能学到已经“常人化”了的医学内涵，因此无法学到那些超常的能力。少数“儒医”因为先天条件好，自己又守德修心，天长日久也能自发的产生出一些特异能力，可以用超常诊断方法获得疾病的某些先期预兆。但这样的“儒医”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今天就更少了。“道医”们的超常诊治能力的获得方法也是超常的：要么是长期在某一正法门中修炼的结果，要么是特别的缘份导致的一次性获得。扁鹊的超常诊治能力就是一次性获得的典型例子[3]。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现代医学”时都感到很自豪：医学的发展真快啊，医生的人数增加了多少啊，药物品种增加了多少啊，药品产量增加、价格降低了，人人都吃得起药了啊！他们把看医生、吃药当成享福了！殊不知正好相反，医学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应该是：医生人数越来越少，药物的种类和药品产量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人们完全不需要医生、完全不依靠任何药物来矫正自己身体的不正常状态--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没有不正常状态！换句话说，医学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业，它的发展目标就是尽快消灭自己！

当今医学发展到这种遍地医生、遍地病人的地步，社会难辞其咎，因为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现像都叫“社会现象”，也就是社会自己产生出来的现象。是当今社会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疾病和病人，才应运而生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和药物。是这个社会自己“病”了，再多医生也无济于事！要让医学健康的发展，首先要让这个社会“健康” 起来！但反过来说，人又是社会的主导因素，要让一个社会“健康”起来，就等于要求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得“健康”起来！从这里使人领悟到治人的病和治社会的病是有密切关系的。

医人的病要找医生，医社会的“病”要找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两者似乎扯不到一块儿来。其实不然。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鉴，把历史当镜子来照一照，往往能找到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当我们顺着历史的脚步往回走时，我们发现：人病和社会病完全是同一个病因！而治人的病和治社会的病又完全是同一个方法！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上古”时候，是“圣人”(注意：不是医生！)在教人们保健养生之道：要顺应自然界的变化，内养精神，心不外驰；性情恬淡，无求无争。一句话，保住精神守着心，自然就心安气顺了，也就不会生病了。这样的人是“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的，因此“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活到百多岁还身体强健。不仅如此，当人人都能这样作时，民风也就纯朴了，社会也就安定、 “健康”了：“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之所以能这样，那是因为“以其德全不危”、“合于道”的原因。也就是说，人们这样作时就保全了自己的“德”，就与“道”相合了，当然人和社会都不会有病了。[7]这里是“圣人”通过治人之“心”、教人守“德”，同时就治了人的病和社会的病。

能明白这些道理的现代人是很少了，但历史上总是有人明白并身体力行的，三国时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说过：“善养生者则不然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他的养生方法是心境清虚、性情安和，客制欲望、减少私心。知道名利是要用“德”去换的，为了不“伤德”就不去追求了。再“守一”“养和”，与“道”亲近，最终达到“同乎大顺”，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里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守“德”合“道”，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8]

黄帝问岐伯，“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岐伯回答说，“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9]。令人惊讶的是，黄帝以前的“上古”时代，“圣人”(再注：不是医生！)虽然准备了药汤、药酒一类东西，但一般都是备用品，通常不给人用。后来“中古之世”，人们的“道德”下滑了，抵不住病邪的进攻了，病也多起来了，就必须用药汤、药酒一类东西才能保证万无一失。这里明确指出了人类“道德”衰败和人类疾病的直接关系，而且治理疾病的人还是由治理社会的“圣人”来担当。

整个中医的理论，乃至道家的理论，都是以平衡“阴阳”为目的。“阴平阳密，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10]。但一般人很难作到“阴平阳密”那种理想状态，即使没有表现出疾病症状来，也总有一定程度的阴阳失衡。真正做到“阴平阳密”的人又是什么状态呢？“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11]。原来就是我们上面一再提到的“圣人”一类的人物！他们“阴阳和平”的表现就是居静处和，心态高而稳定，谦和委顺，随遇而安，不与人争。他们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治人和治世的方法是只谈(谭)而不治，说几句话就行了！这样的社会只要少数几个圣人就可以治世兼治人了，难怪古人要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12]。

至此，我们的结论就已经是明显而又自然的了：人病与社会“病”都是因为人心有了病；治人的病和治社会的“病”都必须先治人心！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治未病”之法！

参考资料

[1]《刺热论》，《黄帝内经·素问》卷九，王冰注解、林亿等校正；
[2]《逆顺》，《黄帝内经·灵枢》卷八；
[3]《扁鹊传》，正见网：2004年4月4日；
http://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4/4/4/26552.html
[4] 《苗父、俞跗列传》，正见网：2004年4月9日。
http://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4/4/9/26624.html
[5]《八正神明论》，《黄帝内经·素问》卷八，王冰注解、林亿等校正；
[6]《中医的修炼内涵》，正见网：2004年5月15日；http://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4/5/15/index.html
[7]《上古天真论》，《黄帝内经·素问》卷一，王冰注解、林亿等校正；
[8]《养生论》，三国ܯ嵇康：《嵇康集》；
[9]《汤液醪醴论》，《黄帝内经·素问》卷四，王冰注解、林亿等校正；
[10]《生气通天论》，《黄帝内经·素问》卷一；
[11]《通天》，《黄帝内经·灵枢》卷十；
[12]《四气调神大论》，《黄帝内经·素问》卷一，王冰注解、林亿等校正；

转自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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